第7章 突破极限（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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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企业的两件事：一是求人，二是求己
吴晓波写了几本书，其中一本叫作《大败局》，讲的是一些倒闭的企业。这些企业大部分都曾处在一个坎儿上，没把握住，生命就结束了。
这些企业，有些我很熟悉。企业的领导有我以前的老板，也有后来复出的，比如史玉柱，还讲到了现在还在武汉监狱里的牟其中。
牟其中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中有过很大影响的一位创业者，也是一位企业家。我和王石去武汉洪山监狱看他的时候，他一边和我们说话，一边掏出一叠厚厚的申诉材料交给管教，管教收起来就走了。我们试图劝说他改变一些方式，争取早点儿出来，但他仍然梗着脖子说“不，我就这样”。我出来以后就跟王石讲，他的性格恐怕是改不了了。
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和社会变化带给自己的启发，有时候并不一致。认识自我其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我去美国考察医疗城，其间做了一次特别的体检，两天的体检实际上经历的过程就是认识自己。我和十几个医生就我的每一个器官反复讨论，我觉得这样的经历特别有意思。
实际上，我们都有这样的问题，包括这些失败的企业-它们始终很难把自己看清楚。黄光裕的案子结了，判了14年，罚了将近8亿元。当然，这案子背后还有很多故事，我曾经在车上看到新加坡讲黄光裕的一篇文章，说他已经赚了这么多钱，还不如把这些钱捐掉，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些文章的动机是好的，但很多评论都是书生之见。一个人在演员的状态下和在观众的状态下，表现是不一样的。我对黄光裕有所了解，当时他处在演员的状态下，他在演一个角色，结果没演好，失败了。如果他当观众，可能就捐钱了。
2010年，全国至少有700万家民营企业，平均的存活时间只有两年半，每天死掉的民营企业比新生的多。五年到十年的企业存活率大概是7%，也就是说，生存五年以上的企业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大部分企业在十年之内都牺牲掉了。十年以上的企业非常少，在十年里，能够成为优秀企业的民营企业大概还不到2%。也就是说，对中国的民营企业来说，要生存发展，并成为最杰出的企业，的确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很难超过十年这样一个极限。
那么，到底是什么让企业成长不起来？我在牟其中那儿曾经有一次特别有趣的经历。1990年的冬天，非常冷，当时北京有那种破面包车，不到四万块钱，四处漏风。那天，我早上刚到公司，在羊坊店12号，老牟就说让我跟他去陕北，我说那就走吧。我们上了车就走，走了一圈回来之后，牟其中就开始试图开发西北，成立了西北开发办，让我当西北开发办主任，管这么大一个地区。
为了把这件事搞清楚，我自己又去了一次西北。这回路上同行的有一个人，叫黄方毅，就是黄炎培的儿子。路上，黄方毅讲了一个故事。抗战胜利以后，国统区的人对延安非常不了解。在国共谈判前，国统区派了几个有影响的民主人士去了延安，黄方毅的父亲黄炎培也在其中。临走那天，毛泽东在窑洞里跟民主人士畅谈，谈到最后，这些民主人士问了他一个问题。黄炎培说过去历朝历代都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一个王朝在兴起的时候非常欣欣向荣，自信、开明，叫作“其兴也勃焉”，意思就是说兴旺起来很快，势不可当。但是接下来就走向反面，就开始腐败，出现很多问题，叫作“其亡也忽焉”，意思就是灭亡也很迅速。治乱循环在中国封建社会是非常常见的，你共产党有什么本事能打破这样一个循环？
毛泽东非常自信地说，黄先生，我理解你讲的这件事，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方法，那就是民主。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的确讲得非常好。结果怎么样呢？毛泽东晚年犯的所有错误都和不民主有关。这就是极限，一个政治家有他的极限，一个社会的发展也有它的规律。所以，我就从中国封建社会由兴到衰的规律-历史周期律，来引出我们要讨论的话题。
实际上，民营企业也有这样的周期律，比如爱多VCD就是如此，一下就没了。所以，我们要找出这样一种周期律，究竟是什么东西挡住了我们的眼睛，究竟是什么东西让我们的内心开始有了魔鬼，究竟是什么东西让我们前进的脚步不得不停下来，究竟是什么东西让我们从此对未来失去了方向。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将所谈的极限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外部的极限，另一部分是内部的极限。其实，做企业就是两件事，一是求人之事，二是求己之事。求人之事都是外部的事，我们没办法决定。求己之事就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克服、能够改进的一些事情。
选择了什么样的市场，决定了企业规模能做多大
首先我们来看看，对企业影响最大的外部的事情是什么。
第一就是市场规模。有些行业规模很大，有些行业规模并不大。我们从两个极端来看看行业对企业增长的影响。
我是做房地产的，中国的地产行业特别热闹，的确跟国外不同。国外做地产的在媒体上不怎么看得到，而在中国，出现在媒体上的地产商特别多，而且每个地产商都很有个性，大家能看到很多故事。
地产企业之所以能发展这么快，很多地产商都上了所谓的富豪榜，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个行业的市场规模目前在中国的确非常大。因为这个行业这么大，所以出现了这么多各种各样的人。
中国整个电影市场的规模可能还没有房地产的一个项目大。在中国，娱乐行业每天的八卦新闻非常多，我每天早上特别喜欢看娱乐版的八卦新闻，因为看完这一版以后，你就会知道社会上最新的变化。
娱乐业每天在报纸上的版面跟房地产差不多，那么，娱乐行业的市场有多大呢？2009年，整个电影业的票房大概只有60亿元。大家知道，在地产行业，一家公司就能卖100亿元，这样的公司有很多。2009年，电影行业盈利最高的一家公司赚了多少呢？8000多万元，就是华谊兄弟。在地产行业，任何一家公司说赚8000万元，都不好意思说。也就是说，虽然娱乐行业在媒体上有这么多故事，但它的企业规模都非常小，小到大家都不能想象，全中国最大的娱乐行业的企业一年也就赚8000万元。所以，如果你所处的行业非常小，那你想成为一家突破增长极限、快速发展的企业就很难。
有一天，我和马云在一起讨论娱乐行业的发展，马云说他之所以投资王中军，是因为他认为这个行业非常了不起。在美国，娱乐行业有1000多亿美元的市场，也就是有将近1万亿元人民币的市场。而在中国，电影、电视加在一起，不算广告，只算内容（节目）这部分，大概也就100亿元的市场。所以，马云认为这个行业机会很多。当然，自从王中军的华谊兄弟上市以后，文化娱乐产业就在开放。我相信，这个行业越来越大以后，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像美国好莱坞的很多大公司或者默多克的新闻集团这样的，横跨影视、娱乐、媒体领域的综合性大公司。
所以，市场规模对企业能否持续发展来说非常重要。
大家都知道，万通在纽约做中国中心。有一次，我们向商务部的领导做汇报，他们问，中国在美国到底有多少企业，有多大影响力。我们告诉他们一个数字，在美国的三个市场-OTC（柜台市场）、纳斯达克市场、纽约主板市场上市的中国企业有500多家，这500多家企业的市值已经占到美国资本市场市值的10%～15%，百度在美国资本市场的市值已经排到了第四位。互联网企业这几年在中国风生水起，发展迅速，规模、市值都非常令人吃惊。实际上，这与互联网行业的市场规模有关。
互联网最初的功能就相当于一个工具，像电话一样，在发展过程中，它逐步带来了其他一些相关的产业。目前，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是全球最多的，手机用户的人数也是全球第一。可见，这个行业的市场是非常大的。今天大家在富豪排行榜上看到的富豪，基本上是出自三个领域：最早是房地产，然后是互联网，接着就是流通消费领域。这些领域的市场都足够大，而市场足够大就一定会产生很大的企业，企业的增长边界就会很宽。如果你所从事的行业很小，即使你增长得再大，也会被它的市场规模所限制。就像娱乐业，再热闹，在媒体上占的版面再多，规模也很小。所以，我们谈企业增长的极限，首先要看你所处的行业，如果这个行业给你限定了一个边界，那你就不要感叹，只能等待。也就是说，我们要分析市场规模，认识环境极限。如果行业规模不够大，要么等待行业成长，要么及时调整战略，转移阵地。
自由竞争越是激烈，越有利于企业扩张
除了市场规模的极限外，还有市场结构的极限。
所谓市场结构，就是市场的组织方式究竟是完全自由竞争的，还是垄断的。比如房地产这个行业，规模是很大，但如果市场化在逐步减弱，那它的市场结构就变成了垄断竞争，或者是垄断而无竞争，或者是国有一家在做、政府一家在做，民营不做。如此一来，房地产行业增长的门槛又出现了。如果全部由政府做，民营不能做了，那它的市场即使统计的规模还有40，000亿元，这些富豪可能基本上也都不干了，因为没有他们的机会了。
我去过古巴，也去过朝鲜。听别人给我讲，说朝鲜的足球队员因为吃得不够好，所以都跑不动，第一天还有劲，到了第二天就不行了。这些队员压力都很大，因为他们是在为领袖踢球，如果踢不赢，回去就会怎样怎样。我在飞机上看到伊拉克的一个故事，说是萨达姆的儿子曾经管足球。那时候，他们的足球队要是踢不赢，他甚至会让老虎、狮子或狗来咬球员。
那么，到了古巴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在古巴，什么事都是政府在管。在摊上卖甘蔗水，我们觉得这应该是私人做的，因为这事太不重要了，最后一问，是政府的。后来碰到街上踩高跷、耍杂技的杂耍，我们觉得这应该是私人的吧，杂耍这事多好玩啊。最后一问说不是，是政府控制的，政府派他们来的。后来我们问，他们那儿哪些是公家的，哪些是私人的，他们说没有私人的。最后我们发现，只有在床上的那一刻属于私人，只要你下了床，就是共产党或者政府的了。
在这种情况下，也有市场，但它完全是政府控制的，不可能有民间企业。所以，在那里，你看不见民间企业，看见的民间企业都处于半违法状态，就是做走私，比如弄点儿雪茄在外边倒腾，政府一旦知道，就要收拾你。在这样的市场结构下，你是成长不了的。
朝鲜也进行了一些市场改革。大家知道，它的币制改革失败以后，财政部部长被枪毙了。理由有两条：第一，出身地主家庭；第二，破坏朝鲜的经济。在这样一种体制下，他个人怎么能决定很多事情呢？币制改革失败以后，朝鲜的经济也反映出很多私人经济发展困难的奇怪的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是，朝鲜有一个特别怪的规定，用我们的话来说很有意思，就是只有更年期以后的妇女可以搞市场经济。为什么？因为他们规定，年轻健康的妇女必须干社会主义，45岁以上、没有劳动能力、不能给共产党和国家干活儿的人才被允许干点儿小买卖。结果没想到，几年以后，这批妇女反而发财了，最后成为所谓资本主义的代表了。币制改革就是要用新钱的一块钱换老钱的100块钱，而且要说清楚钱的来路，这样一来，就把这些妇女的钱洗干净了。当然，这样的故事不光发生在朝鲜。1975年，越南共产党夺得政权以后，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曾经搞了三次币制改革，每一次都是用这种方式来重新分配财富。
也就是说，光有市场还不够，还要看市场的结构。如果市场结构是充分竞争的，企业增长的空间就大。如果只是表面上有个市场，但是竞争度不够，那么，不管市场规模的统计数字有多大，企业都成长不起来。
朝鲜也好，古巴也好，包括我国“文革”的时候，你可以说有多大的市场，但它的市场结构完全是公有、国有主导的。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增长的天花板非常低，根本不可能成长。
所以，我们看企业增长的极限，不仅要看市场规模，还要看市场结构。房地产调控以后，我、任总（任志强）和很多人都特别强调市场化导向，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市场化导向？因为不这样做，企业的增长极限就到了。所以，不能光说市场有多大，还要看市场的结构，特别是制度安排和竞争度，越是开放，竞争度越大，市场规模越大，企业增长的空间就越大。也就是说，我们要分析竞争机制，看清客观极限。企业的增长空间由市场的开放程度决定，自由竞争越是激烈，越有利于企业扩张。
总之，我们要了解清楚民营企业增长的外部环境，最重要的就是两条：第一，规模足够大；第二，竞争度足够高。我们不怕竞争，就怕不让竞争，说这事只能国家干，你不能干，那你就没戏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最重要的就是要推动市场化的改革，要扩大竞争，同时要推动开放。有了开放和竞争，民营企业的增长就是无极限的。所以，每一个行业都有一个责任，就是想法让政府相信，开放和竞争对政府、对社会是有好处的。这就要求我们理解市场究竟有什么作用。
做企业的两件事：一是求人，二是求己
吴晓波写了几本书，其中一本叫作《大败局》，讲的是一些倒闭的企业。这些企业大部分都曾处在一个坎儿上，没把握住，生命就结束了。
这些企业，有些我很熟悉。企业的领导有我以前的老板，也有后来复出的，比如史玉柱，还讲到了现在还在武汉监狱里的牟其中。
牟其中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中有过很大影响的一位创业者，也是一位企业家。我和王石去武汉洪山监狱看他的时候，他一边和我们说话，一边掏出一叠厚厚的申诉材料交给管教，管教收起来就走了。我们试图劝说他改变一些方式，争取早点儿出来，但他仍然梗着脖子说“不，我就这样”。我出来以后就跟王石讲，他的性格恐怕是改不了了。
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和社会变化带给自己的启发，有时候并不一致。认识自我其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我去美国考察医疗城，其间做了一次特别的体检，两天的体检实际上经历的过程就是认识自己。我和十几个医生就我的每一个器官反复讨论，我觉得这样的经历特别有意思。
实际上，我们都有这样的问题，包括这些失败的企业-它们始终很难把自己看清楚。黄光裕的案子结了，判了14年，罚了将近8亿元。当然，这案子背后还有很多故事，我曾经在车上看到新加坡讲黄光裕的一篇文章，说他已经赚了这么多钱，还不如把这些钱捐掉，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些文章的动机是好的，但很多评论都是书生之见。一个人在演员的状态下和在观众的状态下，表现是不一样的。我对黄光裕有所了解，当时他处在演员的状态下，他在演一个角色，结果没演好，失败了。如果他当观众，可能就捐钱了。
2010年，全国至少有700万家民营企业，平均的存活时间只有两年半，每天死掉的民营企业比新生的多。五年到十年的企业存活率大概是7%，也就是说，生存五年以上的企业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大部分企业在十年之内都牺牲掉了。十年以上的企业非常少，在十年里，能够成为优秀企业的民营企业大概还不到2%。也就是说，对中国的民营企业来说，要生存发展，并成为最杰出的企业，的确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很难超过十年这样一个极限。
那么，到底是什么让企业成长不起来？我在牟其中那儿曾经有一次特别有趣的经历。1990年的冬天，非常冷，当时北京有那种破面包车，不到四万块钱，四处漏风。那天，我早上刚到公司，在羊坊店12号，老牟就说让我跟他去陕北，我说那就走吧。我们上了车就走，走了一圈回来之后，牟其中就开始试图开发西北，成立了西北开发办，让我当西北开发办主任，管这么大一个地区。
为了把这件事搞清楚，我自己又去了一次西北。这回路上同行的有一个人，叫黄方毅，就是黄炎培的儿子。路上，黄方毅讲了一个故事。抗战胜利以后，国统区的人对延安非常不了解。在国共谈判前，国统区派了几个有影响的民主人士去了延安，黄方毅的父亲黄炎培也在其中。临走那天，毛泽东在窑洞里跟民主人士畅谈，谈到最后，这些民主人士问了他一个问题。黄炎培说过去历朝历代都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一个王朝在兴起的时候非常欣欣向荣，自信、开明，叫作“其兴也勃焉”，意思就是说兴旺起来很快，势不可当。但是接下来就走向反面，就开始腐败，出现很多问题，叫作“其亡也忽焉”，意思就是灭亡也很迅速。治乱循环在中国封建社会是非常常见的，你共产党有什么本事能打破这样一个循环？
毛泽东非常自信地说，黄先生，我理解你讲的这件事，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方法，那就是民主。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的确讲得非常好。结果怎么样呢？毛泽东晚年犯的所有错误都和不民主有关。这就是极限，一个政治家有他的极限，一个社会的发展也有它的规律。所以，我就从中国封建社会由兴到衰的规律-历史周期律，来引出我们要讨论的话题。
实际上，民营企业也有这样的周期律，比如爱多VCD就是如此，一下就没了。所以，我们要找出这样一种周期律，究竟是什么东西挡住了我们的眼睛，究竟是什么东西让我们的内心开始有了魔鬼，究竟是什么东西让我们前进的脚步不得不停下来，究竟是什么东西让我们从此对未来失去了方向。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将所谈的极限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外部的极限，另一部分是内部的极限。其实，做企业就是两件事，一是求人之事，二是求己之事。求人之事都是外部的事，我们没办法决定。求己之事就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克服、能够改进的一些事情。
选择了什么样的市场，决定了企业规模能做多大
首先我们来看看，对企业影响最大的外部的事情是什么。
第一就是市场规模。有些行业规模很大，有些行业规模并不大。我们从两个极端来看看行业对企业增长的影响。
我是做房地产的，中国的地产行业特别热闹，的确跟国外不同。国外做地产的在媒体上不怎么看得到，而在中国，出现在媒体上的地产商特别多，而且每个地产商都很有个性，大家能看到很多故事。
地产企业之所以能发展这么快，很多地产商都上了所谓的富豪榜，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个行业的市场规模目前在中国的确非常大。因为这个行业这么大，所以出现了这么多各种各样的人。
中国整个电影市场的规模可能还没有房地产的一个项目大。在中国，娱乐行业每天的八卦新闻非常多，我每天早上特别喜欢看娱乐版的八卦新闻，因为看完这一版以后，你就会知道社会上最新的变化。
娱乐业每天在报纸上的版面跟房地产差不多，那么，娱乐行业的市场有多大呢？2009年，整个电影业的票房大概只有60亿元。大家知道，在地产行业，一家公司就能卖100亿元，这样的公司有很多。2009年，电影行业盈利最高的一家公司赚了多少呢？8000多万元，就是华谊兄弟。在地产行业，任何一家公司说赚8000万元，都不好意思说。也就是说，虽然娱乐行业在媒体上有这么多故事，但它的企业规模都非常小，小到大家都不能想象，全中国最大的娱乐行业的企业一年也就赚8000万元。所以，如果你所处的行业非常小，那你想成为一家突破增长极限、快速发展的企业就很难。
有一天，我和马云在一起讨论娱乐行业的发展，马云说他之所以投资王中军，是因为他认为这个行业非常了不起。在美国，娱乐行业有1000多亿美元的市场，也就是有将近1万亿元人民币的市场。而在中国，电影、电视加在一起，不算广告，只算内容（节目）这部分，大概也就100亿元的市场。所以，马云认为这个行业机会很多。当然，自从王中军的华谊兄弟上市以后，文化娱乐产业就在开放。我相信，这个行业越来越大以后，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像美国好莱坞的很多大公司或者默多克的新闻集团这样的，横跨影视、娱乐、媒体领域的综合性大公司。
所以，市场规模对企业能否持续发展来说非常重要。
大家都知道，万通在纽约做中国中心。有一次，我们向商务部的领导做汇报，他们问，中国在美国到底有多少企业，有多大影响力。我们告诉他们一个数字，在美国的三个市场-OTC（柜台市场）、纳斯达克市场、纽约主板市场上市的中国企业有500多家，这500多家企业的市值已经占到美国资本市场市值的10%～15%，百度在美国资本市场的市值已经排到了第四位。互联网企业这几年在中国风生水起，发展迅速，规模、市值都非常令人吃惊。实际上，这与互联网行业的市场规模有关。
互联网最初的功能就相当于一个工具，像电话一样，在发展过程中，它逐步带来了其他一些相关的产业。目前，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是全球最多的，手机用户的人数也是全球第一。可见，这个行业的市场是非常大的。今天大家在富豪排行榜上看到的富豪，基本上是出自三个领域：最早是房地产，然后是互联网，接着就是流通消费领域。这些领域的市场都足够大，而市场足够大就一定会产生很大的企业，企业的增长边界就会很宽。如果你所从事的行业很小，即使你增长得再大，也会被它的市场规模所限制。就像娱乐业，再热闹，在媒体上占的版面再多，规模也很小。所以，我们谈企业增长的极限，首先要看你所处的行业，如果这个行业给你限定了一个边界，那你就不要感叹，只能等待。也就是说，我们要分析市场规模，认识环境极限。如果行业规模不够大，要么等待行业成长，要么及时调整战略，转移阵地。
自由竞争越是激烈，越有利于企业扩张
除了市场规模的极限外，还有市场结构的极限。
所谓市场结构，就是市场的组织方式究竟是完全自由竞争的，还是垄断的。比如房地产这个行业，规模是很大，但如果市场化在逐步减弱，那它的市场结构就变成了垄断竞争，或者是垄断而无竞争，或者是国有一家在做、政府一家在做，民营不做。如此一来，房地产行业增长的门槛又出现了。如果全部由政府做，民营不能做了，那它的市场即使统计的规模还有40，000亿元，这些富豪可能基本上也都不干了，因为没有他们的机会了。
我去过古巴，也去过朝鲜。听别人给我讲，说朝鲜的足球队员因为吃得不够好，所以都跑不动，第一天还有劲，到了第二天就不行了。这些队员压力都很大，因为他们是在为领袖踢球，如果踢不赢，回去就会怎样怎样。我在飞机上看到伊拉克的一个故事，说是萨达姆的儿子曾经管足球。那时候，他们的足球队要是踢不赢，他甚至会让老虎、狮子或狗来咬球员。
那么，到了古巴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在古巴，什么事都是政府在管。在摊上卖甘蔗水，我们觉得这应该是私人做的，因为这事太不重要了，最后一问，是政府的。后来碰到街上踩高跷、耍杂技的杂耍，我们觉得这应该是私人的吧，杂耍这事多好玩啊。最后一问说不是，是政府控制的，政府派他们来的。后来我们问，他们那儿哪些是公家的，哪些是私人的，他们说没有私人的。最后我们发现，只有在床上的那一刻属于私人，只要你下了床，就是共产党或者政府的了。
在这种情况下，也有市场，但它完全是政府控制的，不可能有民间企业。所以，在那里，你看不见民间企业，看见的民间企业都处于半违法状态，就是做走私，比如弄点儿雪茄在外边倒腾，政府一旦知道，就要收拾你。在这样的市场结构下，你是成长不了的。
朝鲜也进行了一些市场改革。大家知道，它的币制改革失败以后，财政部部长被枪毙了。理由有两条：第一，出身地主家庭；第二，破坏朝鲜的经济。在这样一种体制下，他个人怎么能决定很多事情呢？币制改革失败以后，朝鲜的经济也反映出很多私人经济发展困难的奇怪的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是，朝鲜有一个特别怪的规定，用我们的话来说很有意思，就是只有更年期以后的妇女可以搞市场经济。为什么？因为他们规定，年轻健康的妇女必须干社会主义，45岁以上、没有劳动能力、不能给共产党和国家干活儿的人才被允许干点儿小买卖。结果没想到，几年以后，这批妇女反而发财了，最后成为所谓资本主义的代表了。币制改革就是要用新钱的一块钱换老钱的100块钱，而且要说清楚钱的来路，这样一来，就把这些妇女的钱洗干净了。当然，这样的故事不光发生在朝鲜。1975年，越南共产党夺得政权以后，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曾经搞了三次币制改革，每一次都是用这种方式来重新分配财富。
也就是说，光有市场还不够，还要看市场的结构。如果市场结构是充分竞争的，企业增长的空间就大。如果只是表面上有个市场，但是竞争度不够，那么，不管市场规模的统计数字有多大，企业都成长不起来。
朝鲜也好，古巴也好，包括我国“文革”的时候，你可以说有多大的市场，但它的市场结构完全是公有、国有主导的。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增长的天花板非常低，根本不可能成长。
所以，我们看企业增长的极限，不仅要看市场规模，还要看市场结构。房地产调控以后，我、任总（任志强）和很多人都特别强调市场化导向，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市场化导向？因为不这样做，企业的增长极限就到了。所以，不能光说市场有多大，还要看市场的结构，特别是制度安排和竞争度，越是开放，竞争度越大，市场规模越大，企业增长的空间就越大。也就是说，我们要分析竞争机制，看清客观极限。企业的增长空间由市场的开放程度决定，自由竞争越是激烈，越有利于企业扩张。
总之，我们要了解清楚民营企业增长的外部环境，最重要的就是两条：第一，规模足够大；第二，竞争度足够高。我们不怕竞争，就怕不让竞争，说这事只能国家干，你不能干，那你就没戏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最重要的就是要推动市场化的改革，要扩大竞争，同时要推动开放。有了开放和竞争，民营企业的增长就是无极限的。所以，每一个行业都有一个责任，就是想法让政府相信，开放和竞争对政府、对社会是有好处的。这就要求我们理解市场究竟有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