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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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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那面小小的日本国旗象一把小小的剑，刺痛了我记忆深处的仇恨，我脸上的笑容立刻凝固了。田中也意识到什么，赶紧恭敬地国旗捡起来，郑重地放进钱包里。
对日本人根深蒂固的仇恨，应该是每一个中国人和日本人相处的最大障碍吧。我和田中，亦是如此。无论怎样友好，总觉得两人之间隔着一道永远无法逾越的鸿沟。
关于政治问题，田中先生和很多日本人一样，非常克制，但偶尔说漏了嘴，也会谈一些自己的想法。提及得最多的就是我们国家的独裁专制，不象日本那样民主。另外就是中国的腐败问题，比如樱之厂，每年都要“进贡”给相关部门很多钱，并且，有些所谓领导在缺钱花的时候，还会不定期问他们要。如果他们不给，就很难在中国开厂。据他所知，不但是樱之厂，每一个在中国开厂的日本人都曾经遭遇和正在遭遇这种情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本战败日即８月１５日，我又在报纸上看到日本首相又参拜靖国神社的新闻时，心情很是郁闷。虽然我知道，正如我们国家一样，很多事情并不是普通老百姓可以决定的，但我还是指给他看，并半开玩笑地说：“什么时候有机会去日本，我一定要到靖国神社去看看。”
没想到，他立刻露出惊讶的表情，责备道：“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我回答道：“关于日本，我听到最多的就是首相又去参拜靖国神社了。”
话音刚落，我能感觉到他的尴尬，并立刻向我解释道：“不是你想的那样。樱之厂的几百名日籍同事，没有一个人去过那里。日本有千千万万个神社，靖国神社只是其中的一个，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位，去哪里的日本人应该很少。靖国神社所说的历史完全是政治，那是右翼分子所干的事。”说到这里，他忽然轻声笑起来，得意地说，“不过，日本松下电器公司一位高层的话非常正确。即使我们不去参拜靖国神社，韩国人也不会买我们的产品；但现在不管我们再怎样去参拜靖国神社，中国人照样会买我们的产品。”
这句话简直让所有中国人从头凉到脚后跟，正好我前段时间看过一个关于松下电器公司的报道，便冷笑道：“那只能说明那家电器公司的无耻！他们公司设在江苏无锡的工厂重金属严重超标，连办公室职员都因镉中毒得了肾衰竭。每年的体检报告，工厂从不敢发到员工手里。后来因为镍镉车间工人罢工，工厂才将尿镉检查一栏的复印件发给员工，但即便是发下来的复印件，报告日期竟然比体检日期提前两天！竟然都是手写体，没有无锡疾病控制中心的章，并且送检人与核对人竟然也是手写而不是图章，且笔迹全部相似！很多人工人无奈之下只好自己去检查，结果体内全部重金属超标！但厂方只答应赔偿３万元，现在工人正在罢工呢。”
他讪讪道：“日本的痛痛病就是由镉中毒引起的。”随即，却又据理力争，“这与那家电器公司无关，与当地政府圾关。当地政府在招商引资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到环境污染和工人健康！”
我郁闷得要死，除了埋怨自己的同胞不争气，实在是无语可语，只能暗暗发誓：坚决不买任何日本产品！
但无论怎样，在这种不断的辩论和谅解中，我对日本人也渐渐改变了看法。生活毕竟还要继续，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有其可取可恶之处。应该坚持的东西仍要坚持，可是无谓的、盲目的仇日或仇华情绪，应该还是可以避免的。
和田中先生相处的时间久了，我发现他身上有很多值得学习的东西。办事极其认真，严格遵守规矩，计划性强，有种拼命向前的精神，严肃中透着几分杀气，有时几乎达到苛刻的地步。让我奇怪的是，很多日籍上司，对自己的同胞非常苛刻，反而对中国员工比较宽容。
慢慢地，我也学会了他的苛刻，无论是陪他出席没完没了的大小会议还是完成他交待的任务，我从来都是一丝不苟，几乎不出差错。
渐渐地，田中先生也越来越信任我了。
每年的九月份，厂方都会跟所有员工签订一次合同，合同期为一年。合同只有一份，由厂方保管。无意间看过普通工人的合同，合同内容与现实存在有很大差别。并签订合同工人只需签名就可以了，对于内容，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对于普工来说，生存才是第一位的，他们没有与厂方谈判的底气，只能接受这种不合理的安排。
暗自庆幸，我终于脱离普工的行列。职员级别的合同虽然同样没有商量的余地，但最起码工资要高得多。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只要工资远远大于深圳的最低工资标准，即便条件再苛刻，也就没有什么好争论的了。更何况，现实社会中，有法都可以不依，合同对于我们来说，更是等同于一张废纸。
２００５年９月初，我领到做行政助理后的第一个月工资，即７月份工资。底新２５００元，加班６０个小时：
每天工资：２５００（元）÷３０（天）≈８３（元／天）；
每小时工资：８３。３（元／天）÷８（小时）≈１０。４（元／小时）；
每小时加班工资：１０。４※１。５＝１５。６（元）；
６０小时加班工资：１５。６（元）※６０（小时）＝９３６（元）。
６月份总工资：２５００元（底薪）＋９３６元（加班费）＋５０元（全勤奖）＋５０元（绩效奖）－７５元（社保）＝３４６１元。
所有办公室职员加班超过６０个小时一律算义务加班，开会和培训一律不算加班。想想心理真是不平氏衡，即便日本人和中国人做同样的职位，日本人的工资是中国人的２０－３０倍。不但如此，日本人一年能拿到１４－１８个月工资的工资，还经常以加班费名义多发钱。但对我们中国员工却如此苛刻，连我们的血汗钱要压榨。
本来加班费这项己让我们吃尽了亏。更让我们吃亏的是，社保也要来分一杯羹。
深圳这边稍微正规的公司都要办理养老保险，以前只知道社保要扣钱，别的都不懂，现在彻底懂了，心里更加郁闷。养老保险包括养老、失业、工伤、生育、医疗保险。对于养老保险，理论上我是赞同的。但用在我们这些外来打工者身上，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养老保险的宗旨是为了最终的老有所养，在深圳这个９５％以上为外来人员的城市里，我们购买养老保险的唯一目的就是将来离开深圳时可以退保。但我们真的不愿意买养老保险，因为每个月要从工资中扣除７５元，公司还要替我们交１２５元。万一那天离开这个厂了，就会有一笔钱压在这个养老保险上。即使是厂方很厚道地帮我们办了退保手续，跑来跑去花了时间和精力不说，退保也只能拿到九十多块钱。也就是说，每个月交了二百多元的养老保险，有一百多元不知道哪里去了。
与此同时，那面小小的日本国旗象一把小小的剑，刺痛了我记忆深处的仇恨，我脸上的笑容立刻凝固了。田中也意识到什么，赶紧恭敬地国旗捡起来，郑重地放进钱包里。
对日本人根深蒂固的仇恨，应该是每一个中国人和日本人相处的最大障碍吧。我和田中，亦是如此。无论怎样友好，总觉得两人之间隔着一道永远无法逾越的鸿沟。
关于政治问题，田中先生和很多日本人一样，非常克制，但偶尔说漏了嘴，也会谈一些自己的想法。提及得最多的就是我们国家的独裁专制，不象日本那样民主。另外就是中国的腐败问题，比如樱之厂，每年都要“进贡”给相关部门很多钱，并且，有些所谓领导在缺钱花的时候，还会不定期问他们要。如果他们不给，就很难在中国开厂。据他所知，不但是樱之厂，每一个在中国开厂的日本人都曾经遭遇和正在遭遇这种情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本战败日即８月１５日，我又在报纸上看到日本首相又参拜靖国神社的新闻时，心情很是郁闷。虽然我知道，正如我们国家一样，很多事情并不是普通老百姓可以决定的，但我还是指给他看，并半开玩笑地说：“什么时候有机会去日本，我一定要到靖国神社去看看。”
没想到，他立刻露出惊讶的表情，责备道：“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我回答道：“关于日本，我听到最多的就是首相又去参拜靖国神社了。”
话音刚落，我能感觉到他的尴尬，并立刻向我解释道：“不是你想的那样。樱之厂的几百名日籍同事，没有一个人去过那里。日本有千千万万个神社，靖国神社只是其中的一个，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位，去哪里的日本人应该很少。靖国神社所说的历史完全是政治，那是右翼分子所干的事。”说到这里，他忽然轻声笑起来，得意地说，“不过，日本松下电器公司一位高层的话非常正确。即使我们不去参拜靖国神社，韩国人也不会买我们的产品；但现在不管我们再怎样去参拜靖国神社，中国人照样会买我们的产品。”
这句话简直让所有中国人从头凉到脚后跟，正好我前段时间看过一个关于松下电器公司的报道，便冷笑道：“那只能说明那家电器公司的无耻！他们公司设在江苏无锡的工厂重金属严重超标，连办公室职员都因镉中毒得了肾衰竭。每年的体检报告，工厂从不敢发到员工手里。后来因为镍镉车间工人罢工，工厂才将尿镉检查一栏的复印件发给员工，但即便是发下来的复印件，报告日期竟然比体检日期提前两天！竟然都是手写体，没有无锡疾病控制中心的章，并且送检人与核对人竟然也是手写而不是图章，且笔迹全部相似！很多人工人无奈之下只好自己去检查，结果体内全部重金属超标！但厂方只答应赔偿３万元，现在工人正在罢工呢。”
他讪讪道：“日本的痛痛病就是由镉中毒引起的。”随即，却又据理力争，“这与那家电器公司无关，与当地政府圾关。当地政府在招商引资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到环境污染和工人健康！”
我郁闷得要死，除了埋怨自己的同胞不争气，实在是无语可语，只能暗暗发誓：坚决不买任何日本产品！
但无论怎样，在这种不断的辩论和谅解中，我对日本人也渐渐改变了看法。生活毕竟还要继续，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有其可取可恶之处。应该坚持的东西仍要坚持，可是无谓的、盲目的仇日或仇华情绪，应该还是可以避免的。
和田中先生相处的时间久了，我发现他身上有很多值得学习的东西。办事极其认真，严格遵守规矩，计划性强，有种拼命向前的精神，严肃中透着几分杀气，有时几乎达到苛刻的地步。让我奇怪的是，很多日籍上司，对自己的同胞非常苛刻，反而对中国员工比较宽容。
慢慢地，我也学会了他的苛刻，无论是陪他出席没完没了的大小会议还是完成他交待的任务，我从来都是一丝不苟，几乎不出差错。
渐渐地，田中先生也越来越信任我了。
每年的九月份，厂方都会跟所有员工签订一次合同，合同期为一年。合同只有一份，由厂方保管。无意间看过普通工人的合同，合同内容与现实存在有很大差别。并签订合同工人只需签名就可以了，对于内容，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对于普工来说，生存才是第一位的，他们没有与厂方谈判的底气，只能接受这种不合理的安排。
暗自庆幸，我终于脱离普工的行列。职员级别的合同虽然同样没有商量的余地，但最起码工资要高得多。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只要工资远远大于深圳的最低工资标准，即便条件再苛刻，也就没有什么好争论的了。更何况，现实社会中，有法都可以不依，合同对于我们来说，更是等同于一张废纸。
２００５年９月初，我领到做行政助理后的第一个月工资，即７月份工资。底新２５００元，加班６０个小时：
每天工资：２５００（元）÷３０（天）≈８３（元／天）；
每小时工资：８３。３（元／天）÷８（小时）≈１０。４（元／小时）；
每小时加班工资：１０。４※１。５＝１５。６（元）；
６０小时加班工资：１５。６（元）※６０（小时）＝９３６（元）。
６月份总工资：２５００元（底薪）＋９３６元（加班费）＋５０元（全勤奖）＋５０元（绩效奖）－７５元（社保）＝３４６１元。
所有办公室职员加班超过６０个小时一律算义务加班，开会和培训一律不算加班。想想心理真是不平氏衡，即便日本人和中国人做同样的职位，日本人的工资是中国人的２０－３０倍。不但如此，日本人一年能拿到１４－１８个月工资的工资，还经常以加班费名义多发钱。但对我们中国员工却如此苛刻，连我们的血汗钱要压榨。
本来加班费这项己让我们吃尽了亏。更让我们吃亏的是，社保也要来分一杯羹。
深圳这边稍微正规的公司都要办理养老保险，以前只知道社保要扣钱，别的都不懂，现在彻底懂了，心里更加郁闷。养老保险包括养老、失业、工伤、生育、医疗保险。对于养老保险，理论上我是赞同的。但用在我们这些外来打工者身上，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养老保险的宗旨是为了最终的老有所养，在深圳这个９５％以上为外来人员的城市里，我们购买养老保险的唯一目的就是将来离开深圳时可以退保。但我们真的不愿意买养老保险，因为每个月要从工资中扣除７５元，公司还要替我们交１２５元。万一那天离开这个厂了，就会有一笔钱压在这个养老保险上。即使是厂方很厚道地帮我们办了退保手续，跑来跑去花了时间和精力不说，退保也只能拿到九十多块钱。也就是说，每个月交了二百多元的养老保险，有一百多元不知道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