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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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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越下越大了，我正要扶妈妈回家，人群一下子骚动起来。接着便是一个小孩欢叫起来：“爸爸，我爸爸回来了！”
我们赶紧往大路上望去，雨中真的有四个人影向这边走来，每个人的手里都提着一个大大的尼龙包。好象很轻，又好象很重。四个人中有我的二叔。我和妈妈、弟弟赶忙跑到二叔身边，向他打听爸爸的消息。二叔和其余三个人一样，身边很快聚集了很多亲人。
我妈颤声问：“二弟，你哥呢？”
二叔的眼泪忽然就流了下来，哽咽着说：“嫂子，哥哥他跟我一起回来了。”
说完这话，二叔下意识地拉紧他手中的尼龙包带子。我的目光不由向那个尼龙包望去。这包很大，二叔的尼龙包上面印着红白相间的条纹。其余三个人身上的尼龙包也和他背的这个一般大小，虽然条纹不同，但同样都是崭新的。按理，尼龙包里面装的应该是衣物什么的，但他们身上的尼龙包却呈现奇怪的形状，仿佛里面装的是硬物一般。
这时，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天依然阴得可怕。我心里不由“咯噔”一下，整个身体象是掉进了冰窟窿。我想抬起手摸摸那尼龙包里是什么，但我的手，却象有千斤重。
海鸥听了二叔的话，惊喜地跳起来：“爸爸还活着，我爸爸还活着。”
妈妈却疑惑地问：“跟你一起来了，那人在哪里呢？”
二叔叹了一口气，刚把尼龙包从身上放下来，旁边忽然传来响亮的哭声，仿佛哭也会传染一般，好多人的哭声此起彼伏地响起来。我、妈妈以及围住二叔的亲友全都朝旁边望去，只见和二叔同时回来的三个人己经将尼龙包打开了，尼龙包里哪里是什么衣物，分时是一个个四四方方的骨灰盒。
我再回过头来时，二叔己经将他的尼龙包打开了，同样是一个个四四方方的骨灰盒。我一眼从放在最上面的那个骨灰盒上看到了爸爸的名字，“杨战良”三个字刺得我眼睛都睁不开了，我悲伤地叫了一声：“爸爸”，将骨灰盒抱在怀里，放声大哭。
妈妈则一下子瘫倒在地，昏了过去。
爸爸死了，还有我的二叔，我的邻居，在这次矿难中，我们村和邻村共有三十八个青壮年男子不幸遇难，年龄最小的１８岁，最大的５４岁。
二叔四个人之所以幸免于难，是因为二叔他们今年去得晚，爸爸所在的煤矿里己经不需要人了，他们就到另一个老板的煤矿里做事。瓦斯爆炸后，爸爸所在煤矿老板连夜逃走。煤矿瓦斯爆炸的消息一度被有关人员封锁，致使救助不及时，矿井里的三十八人全部遇难。
这三十八人，全部是我的父老乡亲！
因为是私人小煤矿，煤矿所在的山头象这种小煤矿遍地开花。因为随意开采，经常出现矿难，所有的用工手续及安全措施都不完善，至于企业注册什么的，更是奢谈。
尤其让人寒心的是，处理这次矿难事件的一位领导竟然说：“此次矿难的主要原因归咎于井下矿工对规章制度执行不力，劳动者的素质离我们要求还差得很远，所以他们应该为自己的死负主要责任。”
连领导都这样说，二叔他们仅剩的几个人知道告状无门了，只好无奈地接受了这个残酷的事实。所以，煤矿老板逃走后，人们除了知道他名字叫齐怀义、湖南人，对其他情况一无所知。
偌大的中国，要想凭这一点线索让警察逮捕逃犯，无疑于天方夜谭。何况，就是这一点线索，还不知道是真是假呢。
齐怀义，你不得好死！这句话，被我们无数张嘴重复着，一遍又一遍！
与此同时，我们村和邻近几个村笼罩在一片肃杀的气氛中，即便是家里没有死人的，也都和死去的这三十八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人家的门前竖起了白幡，进出村庄的老人、妇女和孩子都哭到声音嘶哑。
我知道这样是不合理的，煤矿所在地的相关部门应该有人为此负责。但因为齐怀义的逃走，相关部门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他头上了，说他是私自采矿，原本就是非法的。再加上我爸他们又没和齐怀义签定任何合同，更别提买保险什么的，所以我们没有得到一分钱的赔偿。就连我爸他们的骨灰盒，还是当于政府出于人道主义给买的。
村中发生了这样大的事，很多在外面打工的人都回家了，村里的人似乎在忽然多了起来，但人越多，悲伤的气氛却越是强烈。
几乎是一夜之间，村子西边的半山腰上，竖起了一座座的新坟。
妈妈的头发在短短的三天全白了，海鸥也好象懂事了许多。办完爸爸的丧事，家里还剩下五百多块钱。望着那叠薄薄的钱，我知道我的人生因爸爸的去世彻底改变了。
奇怪的是，我很悲伤，但这悲伤并不是因为无法上大学。尽管那曾经是我梦寐以求的，如果早知道爸爸会死，我宁愿连小学都不要上。如果我不上这该死的学，我就会早早出去打工补贴家用，爸爸也许就不会出去挖煤了。
那一刻，我对自己充满了仇恨，我觉得是我害死了我最亲爱的爸爸。
我可怜的妈妈，即便是这样，她仍然记得要我上大学。刚送走爸爸，她就把我叫到面前，无奈地说：“海燕，快开学了，听说现在可以贷款了上学了，我们也去申请贷款吧。”
我难过地摇摇头：“听说现在贷款也是要条件的，不是谁想贷就可以贷的。更何况，还有你和弟弟，我不可能在家里连吃饭都困难的情况下，背着债务去上大学。”
妈妈叹了一口气：“委屈你了。”
我安慰她：“妈，你快别说了，我不去念书了。”
妈妈流着泪，什么也没说，只是眼里，满是内疚，妈妈的内疚让我的心如针扎般地疼。
从上学的第一天，我就一直把考大学定为自己人生的唯一目标。不仅我是这样，几乎每个农村孩子都是如此。上大学才能升官，升官才能发财。贫困拮据的家境更让我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的刻苦勤奋加上聪明好学在十里八乡也是远近闻名的。从小学、初中到高中，我的成绩一直在年级前三名。
自小到大，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学校里，周围所有人都在向我传递一个信息：城里的一切都是现代的和令人向住的；农村的一切都是落后的和可鄙的，父辈们对于土地的传统依恋被视为愚昧的象征。从出生在农村的那天起，似乎一生之中最大的梦想就是离开这片滋养我们又吞噬我们的土地。然后森严的城乡壁垒，通往城市的道路狭小并且漫长。一直以来，我们只有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但大学名额、不断上升的学费和少得可怜的机会，更多的人选择早早辍学，外出打工。
雨越下越大了，我正要扶妈妈回家，人群一下子骚动起来。接着便是一个小孩欢叫起来：“爸爸，我爸爸回来了！”
我们赶紧往大路上望去，雨中真的有四个人影向这边走来，每个人的手里都提着一个大大的尼龙包。好象很轻，又好象很重。四个人中有我的二叔。我和妈妈、弟弟赶忙跑到二叔身边，向他打听爸爸的消息。二叔和其余三个人一样，身边很快聚集了很多亲人。
我妈颤声问：“二弟，你哥呢？”
二叔的眼泪忽然就流了下来，哽咽着说：“嫂子，哥哥他跟我一起回来了。”
说完这话，二叔下意识地拉紧他手中的尼龙包带子。我的目光不由向那个尼龙包望去。这包很大，二叔的尼龙包上面印着红白相间的条纹。其余三个人身上的尼龙包也和他背的这个一般大小，虽然条纹不同，但同样都是崭新的。按理，尼龙包里面装的应该是衣物什么的，但他们身上的尼龙包却呈现奇怪的形状，仿佛里面装的是硬物一般。
这时，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天依然阴得可怕。我心里不由“咯噔”一下，整个身体象是掉进了冰窟窿。我想抬起手摸摸那尼龙包里是什么，但我的手，却象有千斤重。
海鸥听了二叔的话，惊喜地跳起来：“爸爸还活着，我爸爸还活着。”
妈妈却疑惑地问：“跟你一起来了，那人在哪里呢？”
二叔叹了一口气，刚把尼龙包从身上放下来，旁边忽然传来响亮的哭声，仿佛哭也会传染一般，好多人的哭声此起彼伏地响起来。我、妈妈以及围住二叔的亲友全都朝旁边望去，只见和二叔同时回来的三个人己经将尼龙包打开了，尼龙包里哪里是什么衣物，分时是一个个四四方方的骨灰盒。
我再回过头来时，二叔己经将他的尼龙包打开了，同样是一个个四四方方的骨灰盒。我一眼从放在最上面的那个骨灰盒上看到了爸爸的名字，“杨战良”三个字刺得我眼睛都睁不开了，我悲伤地叫了一声：“爸爸”，将骨灰盒抱在怀里，放声大哭。
妈妈则一下子瘫倒在地，昏了过去。
爸爸死了，还有我的二叔，我的邻居，在这次矿难中，我们村和邻村共有三十八个青壮年男子不幸遇难，年龄最小的１８岁，最大的５４岁。
二叔四个人之所以幸免于难，是因为二叔他们今年去得晚，爸爸所在的煤矿里己经不需要人了，他们就到另一个老板的煤矿里做事。瓦斯爆炸后，爸爸所在煤矿老板连夜逃走。煤矿瓦斯爆炸的消息一度被有关人员封锁，致使救助不及时，矿井里的三十八人全部遇难。
这三十八人，全部是我的父老乡亲！
因为是私人小煤矿，煤矿所在的山头象这种小煤矿遍地开花。因为随意开采，经常出现矿难，所有的用工手续及安全措施都不完善，至于企业注册什么的，更是奢谈。
尤其让人寒心的是，处理这次矿难事件的一位领导竟然说：“此次矿难的主要原因归咎于井下矿工对规章制度执行不力，劳动者的素质离我们要求还差得很远，所以他们应该为自己的死负主要责任。”
连领导都这样说，二叔他们仅剩的几个人知道告状无门了，只好无奈地接受了这个残酷的事实。所以，煤矿老板逃走后，人们除了知道他名字叫齐怀义、湖南人，对其他情况一无所知。
偌大的中国，要想凭这一点线索让警察逮捕逃犯，无疑于天方夜谭。何况，就是这一点线索，还不知道是真是假呢。
齐怀义，你不得好死！这句话，被我们无数张嘴重复着，一遍又一遍！
与此同时，我们村和邻近几个村笼罩在一片肃杀的气氛中，即便是家里没有死人的，也都和死去的这三十八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人家的门前竖起了白幡，进出村庄的老人、妇女和孩子都哭到声音嘶哑。
我知道这样是不合理的，煤矿所在地的相关部门应该有人为此负责。但因为齐怀义的逃走，相关部门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他头上了，说他是私自采矿，原本就是非法的。再加上我爸他们又没和齐怀义签定任何合同，更别提买保险什么的，所以我们没有得到一分钱的赔偿。就连我爸他们的骨灰盒，还是当于政府出于人道主义给买的。
村中发生了这样大的事，很多在外面打工的人都回家了，村里的人似乎在忽然多了起来，但人越多，悲伤的气氛却越是强烈。
几乎是一夜之间，村子西边的半山腰上，竖起了一座座的新坟。
妈妈的头发在短短的三天全白了，海鸥也好象懂事了许多。办完爸爸的丧事，家里还剩下五百多块钱。望着那叠薄薄的钱，我知道我的人生因爸爸的去世彻底改变了。
奇怪的是，我很悲伤，但这悲伤并不是因为无法上大学。尽管那曾经是我梦寐以求的，如果早知道爸爸会死，我宁愿连小学都不要上。如果我不上这该死的学，我就会早早出去打工补贴家用，爸爸也许就不会出去挖煤了。
那一刻，我对自己充满了仇恨，我觉得是我害死了我最亲爱的爸爸。
我可怜的妈妈，即便是这样，她仍然记得要我上大学。刚送走爸爸，她就把我叫到面前，无奈地说：“海燕，快开学了，听说现在可以贷款了上学了，我们也去申请贷款吧。”
我难过地摇摇头：“听说现在贷款也是要条件的，不是谁想贷就可以贷的。更何况，还有你和弟弟，我不可能在家里连吃饭都困难的情况下，背着债务去上大学。”
妈妈叹了一口气：“委屈你了。”
我安慰她：“妈，你快别说了，我不去念书了。”
妈妈流着泪，什么也没说，只是眼里，满是内疚，妈妈的内疚让我的心如针扎般地疼。
从上学的第一天，我就一直把考大学定为自己人生的唯一目标。不仅我是这样，几乎每个农村孩子都是如此。上大学才能升官，升官才能发财。贫困拮据的家境更让我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的刻苦勤奋加上聪明好学在十里八乡也是远近闻名的。从小学、初中到高中，我的成绩一直在年级前三名。
自小到大，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学校里，周围所有人都在向我传递一个信息：城里的一切都是现代的和令人向住的；农村的一切都是落后的和可鄙的，父辈们对于土地的传统依恋被视为愚昧的象征。从出生在农村的那天起，似乎一生之中最大的梦想就是离开这片滋养我们又吞噬我们的土地。然后森严的城乡壁垒，通往城市的道路狭小并且漫长。一直以来，我们只有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但大学名额、不断上升的学费和少得可怜的机会，更多的人选择早早辍学，外出打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