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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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前薄雾弥漫，大河发出闪闪的亮光。岸边水波很柔和，似乎凝滞不动，平滑如镜。而河中央水流湍急，似乎是在奔跑。大河庄严而美丽。果戈理曾经赞美它：“第聂伯河真美……”
大河边，五个战士隐蔽在狭窄的战壕里。他们趴在一挺圆鼻子的马克沁机枪旁，一动不动。这是第七步兵师的前沿潜伏哨。脸朝大河、侧身卧倒在机枪边的是谢廖沙·勃鲁扎克。
由于连续作战，这支部队已经疲乏不堪，又遭到敌军疯狂的炮击，他们不得不放弃了基辅。他们转移到这里，构筑了工事固守着。
然而，这些已经严重地影响了队伍的士气。第七师曾经英勇地突破重围，横扫波兰白军，把他们赶进森林，打开了通向基辅的道路。
现在，美丽的城市失陷了，红军战士们心情沉重。
波兰白军使红军撤出了达尔尼察，又占领了河左岸离铁路桥不远的一个不大的桥头堡。
不过，从此他们便不能再前进一步。他们遇到了红军的猛烈反击。
谢廖沙望着流淌的河水，不禁想起了昨天的事情。
昨天中午，向波兰白军发起反冲锋的这场战斗中，他生平第一次和一个光下巴的敌兵拼刺刀。对方端起刺刀，攻势咄咄逼人，像兔子一样跳跃着，朝谢廖沙猛扑过来。刹那间，谢廖沙看到了敌人那双凶恶的眼睛，谢廖沙将敌人的刺刀猛得一拨，又接着一刺，敌兵倒了下去。
谢廖沙镇定自若，他知道自己还将杀人。他不凶狠，更不残忍。他是为了祖国，为了劳动人民的解放，来铲除这群野兽的。他杀人，是为了和平的日子早日到来。
帕拉莫诺夫拍拍他的肩膀：
“谢尔盖，走吧。敌人快要发现咱们了。”
保尔·柯察金转战祖国各地，已有一段时间了。他乘着炮车，乘着机枪车，或骑上那匹只剩下一只耳朵的灰马驰骋疆场。他在战斗中成长起来，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
这一年来，保尔经历了许多惊心动魄的场面。他和成千上万的战友一起战斗。他们虽然都衣服破旧，但心中却有万丈豪情、烈烈狂焰，为了保卫苏维埃，他们南征北战。只有两次他被迫暂离硝烟弥漫的疆场。
第一次是因为大腿受伤；第二次是1920年2月，患了伤寒，高烧不退。
保尔身体刚刚恢复就归队了。
如今这个团正在扎京——乌曼支线上，据守着弗隆托夫卡车站附近的阵地。
车站在树林里面，不大，旁边有一些早已无人居住的破房子。三年来，这里战火不断。各种军队都来到这个地方。
新的风暴又将酝酿成熟。当时第十二集团军在波兰白军的压迫下，正朝着基辅方向撤退。可是无产阶级的共和国却已经在调兵遣将，要给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波兰白军以毁灭性的打击。
久经战火考验的第一集团军的各个师正从遥远的北高加索向乌克兰调动，这是前所未有的大进军。第四、第六、第十一和第十四这四个骑兵师，相继向乌曼地区靠拢。在走向决战的途中，他们还顺便消灭了马赫诺匪帮。
这是一万两千五百个在狂风与烈日下磨炼出来的勇士。
红军最高统帅部竭尽全力，对这次决定性的行动进行保密。各战线的司令部都谨慎地掩蔽着这次庞大的集结。
乌曼地区停止了各种积极的军事行动。最高统帅部命令：“切莫让波兰白军注意到箭兵大部队的集结。”“除非波兰白军的推进有可能把布琼尼的骑兵部队卷入战斗，否则 不得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
篝火在燃烧，褐色的烟柱盘旋上升。蚊虫成群，在火光中飞舞。离火堆稍远些，战士们围成半圆形坐着。他们的脸被映成紫铜色。
篝火旁，炭灰里埋着几只军用饭盒。饭盒里的水在冒泡。燃烧的木头底下，时不时蹿出一条火舌。旁边有个人正低着脑袋，突然，火舌在他乱蓬蓬的头发上舔了一下。他脑袋一闪，嘀咕道：
“讨厌，见鬼了！”
周围人都笑了。
一个中年的红军战士，身穿呢上衣，留着一撮小胡子，瓮声瓮气地说：
“这小伙子入迷了。火烧着了也不知道。”
“柯察金，你在看什么，讲给我们听听，好不好？”
青年战士摸了摸那绺可怜的头发，笑嘻嘻地说：
“安德罗秀克同志，这本书真不错，叫人爱不释手。”
保尔·柯察金身旁的小伙子正在修理药盒上的皮带。他抬起头，好奇地问：
“书是写谁的呢？”他停下手头的活儿，“如果是描写爱情的，我倒想听听。”
四周一阵哄笑。马特维丘克抬起头，调皮地眯着双眼，扮起鬼脸，对小伙子说：
“哦，谢列达，爱情多么美好。你可真帅，这样的美男子，走到哪儿，姑娘们都会围着你打转。你只是鼻子有一点不太好，鼻子太翘，像个猪拱嘴。不过只要你鼻子上挂个手榴弹，过一夜就下去啦。
一阵大笑，连马匹也叫了起来。
谢列达慢慢转过身来。
“帅不帅不要紧，要看脑子灵不灵。”他拍拍自己的额头。“你这人舌头上长刺，可惜你是木头脑袋，不会转。”
班长塔塔里诺夫赶紧劝开这两个就要吵起来的战友。
“算啦，干吗那么凶。还是叫保尔给咱们读段文章吧。”
“来一段，保夫鲁沙，来一段！”战友们在喊。
保尔向前坐了坐，把书摊放在膝盖上。
“同志们，这本书叫《牛虻》，营政委借给我的。大家安静下来，我就念。”
“行，快念吧！”
团长普济列夫斯基陪着政委，骑着马悄悄地朝这边跑来，只见所有人都在安静地听小说。
普济列夫斯基回过头来，指着这群战士告诉政委：
“瞧，我团的侦察员有一半在这儿，个个儿都是好样的。瞧这个正在念的，还有那个，看见了吧？一个叫柯察金，一个叫扎尔基，一对好朋友，不过在暗地里你追我赶。以前柯察金是我们团最棒的侦察员，现在可是遇上对手了。你看，现在他们正在做政治工作，影响大得很。有人叫他们‘青年近卫军’。”
“念书的那个是政治指导员吧？”政委问。
“不，政治指导员是克拉梅尔。”
普济列夫斯基催马上前。
“同志们好！”他高声招呼。
大家扭过脸来。团长从马背上跳下来，走到战士们中间。
“朋友们，咱们是不是一块儿烤烤火？”他笑着问。和蔼可亲的笑脸使战士们觉得很亲切，像来了一位好伙伴。战士们亲热地欢迎团长。政委没有下马，因为他要到别处去。
团长在保尔的马鞍子旁坐下，说：
“抽抽烟，我带了好烟叶。”
他卷了一支烟，转脸对政委说：
“多罗宁，你去吧，我待在这儿了。有事的话，来通告我一下。”
多罗宁离开了。普济列夫斯基向保尔提议：
“往下念吧，我也听听。”
保尔读完了最后几页，陷入沉思。大家都不作声，回忆着牛虻牺牲时的情景，沉浸在悲哀中。
普济列夫斯基抽着烟，想听听大家的看法。
“悲壮的历史！”谢列达先发言了，“他为了追求理想，这么坚强，受了这么多苦，真是位英雄。”他很激动，书中的人物给了他强烈的震撼。
福米切夫从前是在“白教堂”那个地方给鞋匠打下手的，这时他吼道：
“如果我遇到那个神父，我非立刻干掉他不可！”
安德罗秀克慢慢地说：
“一个人死，情况是不一样的。要是为了真理而死，那么他会有一种力量，一种英雄气概。我认识一个小伙子，叫波菜卡。在敖德萨，白匪把他包围了，他拿着手榴弹，冲进白匪中，自己引爆了。他自己没落个全尸，而在他周围，白匪倒下了一大片。他是个普通人，不过值得为他写点儿什么。在咱们的伙伴中，了不起的人太多了。”
他撮了口茶水，又说：
“但也有人死得连狗都不如，真卑鄙、耻辱。当时我们在伊贾斯拉夫尔一带打仗。我们在公路上奔跑，追击匪兵。我看见有户人家的篱笆墙上拴了三匹马，全备着鞍子。
“我们想，这下能活捉这伙波兰匪兵了。我们猛冲过去。拉脱维亚人的连队握着毛瑟枪，跑在最前面。
“冲进屋里，我们看到了不堪入目的事情。原来是我们的三个侦察员在欺辱一个妇女。他们已经把她按倒在地上了。我们的拉脱维亚连长发火了，他猛喝一声，三个家伙全被抓住，拖到了院子里。我们中大部分是拉脱维亚人，只有连长我两个俄罗斯人。连长姓布列季斯。我听不懂他们的话，不过我明白：他们要干掉那三个败类。那三个家伙被拖到马厩前。其中一个还不服气，拼命挣扎着，说不该为了一个女人就毙了他。另两个在求饶。
“我有些着急，对连长说：‘把他们送交军事法庭吧。何必为了处理这些家伙而耽搁时间呢？’连长疯了似的瞪着我，用俄语对我大吼：‘军旗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这帮坏蛋竟敢给全军抹黑。不能让败类活下去。’
“我吓得走出院子，背后响起了枪声。我们重新前进的时候，城市已经攻下来了。这三个混蛋还不如狗。据说他们参加咱们队伍前，是土匪头子马赫诺的手下。”
安德罗秀克打开放着面包的背囊。
“这样的坏蛋混进咱们的队伍，我们要警惕，不能让他们破坏我们的事业。”他说完了，喝起茶来。
夜深了，侦察员们才睡觉。团长也睡着了。政治指导员克拉梅尔在记着什么。
第二天，保尔侦察回来，拴好马，便去找克拉梅尔。
“指导员，你听我说，我想去骑兵第一集团军，你觉得怎样？他们肯定要打大恶仗，真过瘾，而我们却闲着没事儿。”
克拉梅尔吃惊地瞧瞧他。
“想走？你以为红军是什么——想换就换吗？不像话！”
“在哪儿也是打仗，都一样。我又不是开小差溜到后方去。”保尔抢着说。
“不行。”克拉梅尔断然拒绝，“还有没有纪律呀？保尔，你什么都好，就是有点儿无政府主义，心血来潮，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有铁的纪律，要服从组织的安排，决不能自作主张。团长没同意你吧？那这事儿就别再提了。好好呆着。”
黎明前薄雾弥漫，大河发出闪闪的亮光。岸边水波很柔和，似乎凝滞不动，平滑如镜。而河中央水流湍急，似乎是在奔跑。大河庄严而美丽。果戈理曾经赞美它：“第聂伯河真美……”
大河边，五个战士隐蔽在狭窄的战壕里。他们趴在一挺圆鼻子的马克沁机枪旁，一动不动。这是第七步兵师的前沿潜伏哨。脸朝大河、侧身卧倒在机枪边的是谢廖沙·勃鲁扎克。
由于连续作战，这支部队已经疲乏不堪，又遭到敌军疯狂的炮击，他们不得不放弃了基辅。他们转移到这里，构筑了工事固守着。
然而，这些已经严重地影响了队伍的士气。第七师曾经英勇地突破重围，横扫波兰白军，把他们赶进森林，打开了通向基辅的道路。
现在，美丽的城市失陷了，红军战士们心情沉重。
波兰白军使红军撤出了达尔尼察，又占领了河左岸离铁路桥不远的一个不大的桥头堡。
不过，从此他们便不能再前进一步。他们遇到了红军的猛烈反击。
谢廖沙望着流淌的河水，不禁想起了昨天的事情。
昨天中午，向波兰白军发起反冲锋的这场战斗中，他生平第一次和一个光下巴的敌兵拼刺刀。对方端起刺刀，攻势咄咄逼人，像兔子一样跳跃着，朝谢廖沙猛扑过来。刹那间，谢廖沙看到了敌人那双凶恶的眼睛，谢廖沙将敌人的刺刀猛得一拨，又接着一刺，敌兵倒了下去。
谢廖沙镇定自若，他知道自己还将杀人。他不凶狠，更不残忍。他是为了祖国，为了劳动人民的解放，来铲除这群野兽的。他杀人，是为了和平的日子早日到来。
帕拉莫诺夫拍拍他的肩膀：
“谢尔盖，走吧。敌人快要发现咱们了。”
保尔·柯察金转战祖国各地，已有一段时间了。他乘着炮车，乘着机枪车，或骑上那匹只剩下一只耳朵的灰马驰骋疆场。他在战斗中成长起来，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
这一年来，保尔经历了许多惊心动魄的场面。他和成千上万的战友一起战斗。他们虽然都衣服破旧，但心中却有万丈豪情、烈烈狂焰，为了保卫苏维埃，他们南征北战。只有两次他被迫暂离硝烟弥漫的疆场。
第一次是因为大腿受伤；第二次是1920年2月，患了伤寒，高烧不退。
保尔身体刚刚恢复就归队了。
如今这个团正在扎京——乌曼支线上，据守着弗隆托夫卡车站附近的阵地。
车站在树林里面，不大，旁边有一些早已无人居住的破房子。三年来，这里战火不断。各种军队都来到这个地方。
新的风暴又将酝酿成熟。当时第十二集团军在波兰白军的压迫下，正朝着基辅方向撤退。可是无产阶级的共和国却已经在调兵遣将，要给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波兰白军以毁灭性的打击。
久经战火考验的第一集团军的各个师正从遥远的北高加索向乌克兰调动，这是前所未有的大进军。第四、第六、第十一和第十四这四个骑兵师，相继向乌曼地区靠拢。在走向决战的途中，他们还顺便消灭了马赫诺匪帮。
这是一万两千五百个在狂风与烈日下磨炼出来的勇士。
红军最高统帅部竭尽全力，对这次决定性的行动进行保密。各战线的司令部都谨慎地掩蔽着这次庞大的集结。
乌曼地区停止了各种积极的军事行动。最高统帅部命令：“切莫让波兰白军注意到箭兵大部队的集结。”“除非波兰白军的推进有可能把布琼尼的骑兵部队卷入战斗，否则 不得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
篝火在燃烧，褐色的烟柱盘旋上升。蚊虫成群，在火光中飞舞。离火堆稍远些，战士们围成半圆形坐着。他们的脸被映成紫铜色。
篝火旁，炭灰里埋着几只军用饭盒。饭盒里的水在冒泡。燃烧的木头底下，时不时蹿出一条火舌。旁边有个人正低着脑袋，突然，火舌在他乱蓬蓬的头发上舔了一下。他脑袋一闪，嘀咕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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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人都笑了。
一个中年的红军战士，身穿呢上衣，留着一撮小胡子，瓮声瓮气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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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察金，你在看什么，讲给我们听听，好不好？”
青年战士摸了摸那绺可怜的头发，笑嘻嘻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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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是写谁的呢？”他停下手头的活儿，“如果是描写爱情的，我倒想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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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列达慢慢转过身来。
“帅不帅不要紧，要看脑子灵不灵。”他拍拍自己的额头。“你这人舌头上长刺，可惜你是木头脑袋，不会转。”
班长塔塔里诺夫赶紧劝开这两个就要吵起来的战友。
“算啦，干吗那么凶。还是叫保尔给咱们读段文章吧。”
“来一段，保夫鲁沙，来一段！”战友们在喊。
保尔向前坐了坐，把书摊放在膝盖上。
“同志们，这本书叫《牛虻》，营政委借给我的。大家安静下来，我就念。”
“行，快念吧！”
团长普济列夫斯基陪着政委，骑着马悄悄地朝这边跑来，只见所有人都在安静地听小说。
普济列夫斯基回过头来，指着这群战士告诉政委：
“瞧，我团的侦察员有一半在这儿，个个儿都是好样的。瞧这个正在念的，还有那个，看见了吧？一个叫柯察金，一个叫扎尔基，一对好朋友，不过在暗地里你追我赶。以前柯察金是我们团最棒的侦察员，现在可是遇上对手了。你看，现在他们正在做政治工作，影响大得很。有人叫他们‘青年近卫军’。”
“念书的那个是政治指导员吧？”政委问。
“不，政治指导员是克拉梅尔。”
普济列夫斯基催马上前。
“同志们好！”他高声招呼。
大家扭过脸来。团长从马背上跳下来，走到战士们中间。
“朋友们，咱们是不是一块儿烤烤火？”他笑着问。和蔼可亲的笑脸使战士们觉得很亲切，像来了一位好伙伴。战士们亲热地欢迎团长。政委没有下马，因为他要到别处去。
团长在保尔的马鞍子旁坐下，说：
“抽抽烟，我带了好烟叶。”
他卷了一支烟，转脸对政委说：
“多罗宁，你去吧，我待在这儿了。有事的话，来通告我一下。”
多罗宁离开了。普济列夫斯基向保尔提议：
“往下念吧，我也听听。”
保尔读完了最后几页，陷入沉思。大家都不作声，回忆着牛虻牺牲时的情景，沉浸在悲哀中。
普济列夫斯基抽着烟，想听听大家的看法。
“悲壮的历史！”谢列达先发言了，“他为了追求理想，这么坚强，受了这么多苦，真是位英雄。”他很激动，书中的人物给了他强烈的震撼。
福米切夫从前是在“白教堂”那个地方给鞋匠打下手的，这时他吼道：
“如果我遇到那个神父，我非立刻干掉他不可！”
安德罗秀克慢慢地说：
“一个人死，情况是不一样的。要是为了真理而死，那么他会有一种力量，一种英雄气概。我认识一个小伙子，叫波菜卡。在敖德萨，白匪把他包围了，他拿着手榴弹，冲进白匪中，自己引爆了。他自己没落个全尸，而在他周围，白匪倒下了一大片。他是个普通人，不过值得为他写点儿什么。在咱们的伙伴中，了不起的人太多了。”
他撮了口茶水，又说：
“但也有人死得连狗都不如，真卑鄙、耻辱。当时我们在伊贾斯拉夫尔一带打仗。我们在公路上奔跑，追击匪兵。我看见有户人家的篱笆墙上拴了三匹马，全备着鞍子。
“我们想，这下能活捉这伙波兰匪兵了。我们猛冲过去。拉脱维亚人的连队握着毛瑟枪，跑在最前面。
“冲进屋里，我们看到了不堪入目的事情。原来是我们的三个侦察员在欺辱一个妇女。他们已经把她按倒在地上了。我们的拉脱维亚连长发火了，他猛喝一声，三个家伙全被抓住，拖到了院子里。我们中大部分是拉脱维亚人，只有连长我两个俄罗斯人。连长姓布列季斯。我听不懂他们的话，不过我明白：他们要干掉那三个败类。那三个家伙被拖到马厩前。其中一个还不服气，拼命挣扎着，说不该为了一个女人就毙了他。另两个在求饶。
“我有些着急，对连长说：‘把他们送交军事法庭吧。何必为了处理这些家伙而耽搁时间呢？’连长疯了似的瞪着我，用俄语对我大吼：‘军旗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这帮坏蛋竟敢给全军抹黑。不能让败类活下去。’
“我吓得走出院子，背后响起了枪声。我们重新前进的时候，城市已经攻下来了。这三个混蛋还不如狗。据说他们参加咱们队伍前，是土匪头子马赫诺的手下。”
安德罗秀克打开放着面包的背囊。
“这样的坏蛋混进咱们的队伍，我们要警惕，不能让他们破坏我们的事业。”他说完了，喝起茶来。
夜深了，侦察员们才睡觉。团长也睡着了。政治指导员克拉梅尔在记着什么。
第二天，保尔侦察回来，拴好马，便去找克拉梅尔。
“指导员，你听我说，我想去骑兵第一集团军，你觉得怎样？他们肯定要打大恶仗，真过瘾，而我们却闲着没事儿。”
克拉梅尔吃惊地瞧瞧他。
“想走？你以为红军是什么——想换就换吗？不像话！”
“在哪儿也是打仗，都一样。我又不是开小差溜到后方去。”保尔抢着说。
“不行。”克拉梅尔断然拒绝，“还有没有纪律呀？保尔，你什么都好，就是有点儿无政府主义，心血来潮，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有铁的纪律，要服从组织的安排，决不能自作主张。团长没同意你吧？那这事儿就别再提了。好好呆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