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零一章 人力钱粮尽控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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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次镇将以上将领参加的会议上，周士相都提到过“总动员”这个新式名词。周士相将太平军能有如今的局面归结为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将士们舍生取义，奋勇拼搏；另一个则是对于人力物力的有效动员。
“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保家卫国之责！老话说有钱出钱，有人出人，这总动员就是叫咱们的百姓都为国家出力。广东搞的建村设乡，不仅让百姓当家做主，有了自己的田地，有了自己的买卖，更重要的是，让百姓们都知道咱们太平军，都听咱们太平军的。
从前，乡间都是由地主士绅说了算，官府要粮了，给个份额交待下去，知县老爷往衙门里一坐，等着地主士绅们把钱粮交上来，这种做法肯定是不行的。世间的事，但是涉及到了钱财之物，一过手，你再怎么盯着，总会少。这里少一点，那里少一点，积少便成多，往往最终能够收入国库的不到一半，甚至更少。
这种情况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咱们要建村设乡，要把地主士绅的特权剥夺，不愿意的，我们就要把他们消灭。村长、乡长，都要用我们的人。当然，那些愿意帮助咱们的士绅，我们还是要信任的，比起那些顽固不化、鱼肉乡里的地主豪强，这些士绅是开明的，知道家国大义，这些是可以合作的对象，不能一棍子把他们打死。还有一些在我们没来之前，坚持抗清的士绅，也要善待，不过在善待之前，我们却需要和他们算算账。如果从前不欠赋税，那自是最好，若欠，也还是要让他补的。不过补过之后，我们还要还给他们一些，用朝廷嘉奖的方式还给他们，甚至对一些有功士绅，还要给的更多，比他交上来的还要多。愿意出仕的，视其才安置，实在不能治事的，则给以名誉上的照顾，使得他能在乡间得到尊重，认同咱们。”
“只要我们能够将百姓们全部动员起来，满清也好，吴三桂也好，都抵挡不住我们。战争，拼的不仅仅是勇敢，也不仅仅是武器，更多的是拼的谁的人更多，谁的钱粮更多！”
周士相所提出的“总动员”政策最大障碍无疑就是盘结乡里的地主士绅。长达两千年的宗族制度和皇权不下乡，使得这些地主士绅成了地方的代言人，在一些特定历史阶段，地主士绅的另一个代名词就是“豪强”。有明一朝，豪强并不曾出现，但地主士绅和他们的代言人读书人却把持了朝堂，把持了舆论，把持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在国家危机时，他们中有的选择站出来抗争，但在满清的屠刀下，更多的士绅却缩起了脖子，概因亡国不亡家的理念作怪。为了粉饰自己，他们将满清入关视为顺天应人，改朝换代，用种种理论为自己的懦弱行为开脱。
周士相一心为了灭绝满清，自然不允许治下有任何内耗和拖后腿的存在，所以他要清欠。清欠是一种目的，也是一种手段。清欠的最终目的是打击江南的士绅集团，削弱他们的影响力。而清欠本身则是为了在江南推行建村设乡的一种手段，只有扫平削弱了士绅集团，建村设乡才能没有阻力的推进，从而使得人力钱粮资源能够总动员。
清欠依旧在进行，最初的几个月内，可谓士绅一视同仁，不管是否对抗清有功，一律视为清欠对象。这个举措自然有些蛮横霸道，不讲情面，也最为人诟病。不少人认为周士相如此清欠，根本只在于聚敛民间财富。周士相却深知，打一棍再给一根胡萝卜的道理。那些所谓抗清有功的士绅，很大程度上不过是秘密支持了钱谦益等人从事的反清事业，其本质上仍是希望能够享受从前明朝不纳税的好处。而这显然是周士相给不了的，他和满清一样，都不会同意这些地主士绅不纳税。经过长达三十多年的战乱以及恶劣的天气影响，活下来的平民百姓手中的钱粮资源可谓少得可怜。就是现在的太平军占领区的一些地方，还因为灾乱致使百姓不得果脯。
前不久江西布政使李一粹上了一道奏疏，称吉安府连年减产，有不少乡镇百姓举家逃荒要饭，更有饿得实在受不了的竟易子而食。
这份奏疏自然不是送到南都的通政司然后呈到皇帝御案前的，而是直接送到镇江。
周士相看到这份奏疏后，很是难过，他起兵反清，不仅仅是为了报父母妻儿大仇，更是为了让同胞能够衣食无忧的活下去。可现在南都都光复了，江西却还出现这种惨事，实令他难过自责，责怪自己处政不当。
命令火速往江西吉安调拨一批军粮，并要李之粹竭尽所能安置灾民，恢复生产后，周士相对于清欠的决心愈发坚定，因为他需要大量的钱粮赈灾，恢复地方生产。即便短期内还无法使百姓丰衣足食，也至少要保证他们饿不死。不然，人都死了，还谈什么。
只是决心坚定的同时，周士相也要蒋国柱和张长庚着手对士绅进行甄别，若确实抗清有功，或在乡间有善名的，可予以发还嘉奖，以此来拉拢团结一部分士绅。事后甄别较事前甄别的好处在于，士绅的抵触心理和感恩心理大为不同。
若清欠之初就给这些有功士绅特权，减免或不征，则他们以为是当然之事，对于太平军不会感恩戴德，反而会有不满情绪，毕竟这是从前他们从未遇过的事，就是满清也不曾这样干过。可一旦他们被清抄完毕，欲哭无泪时，突然间官府又将他们被征去的钱粮发还，还给他们嘉奖，这心态自是马上变了，加上那些不曾减免被革去功名士绅的下场，他们如何不感激太平军对他们“刮目相看”。有了这次教训，他们也会变得更加识趣，日后官府再有什么举措，他们只会配合，而不会针对。这就好比一个人突然被官府抓去，狠狠打了一顿后判他做牢，正绝望时，官府突然又纠正了从前做法，对他大为弥补，他心中只会有青天大老爷的想法，而不会有任何仇恨埋怨。
至于那些冥顽不灵之辈，周士相给了蒋、张二人便宜权力。换言之，就是该杀就杀，该抓就抓。在这个背景下，自年初开始，江南民间开始出现大量的“逃人”。
这些“逃人”和清廷圈地产生的无地充为旗下奴的逃人不同，所逃之人大半都是地主士绅。对这些因对太平军政策不满逃往北方的士绅，周士相并没要各地严行缉捕，反要各地大开方便之门，任由这些士绅北逃。只是士绅一旦北逃，其名下田产房屋则皆数充公，分发当地贫民。
在两次镇将以上将领参加的会议上，周士相都提到过“总动员”这个新式名词。周士相将太平军能有如今的局面归结为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将士们舍生取义，奋勇拼搏；另一个则是对于人力物力的有效动员。
“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保家卫国之责！老话说有钱出钱，有人出人，这总动员就是叫咱们的百姓都为国家出力。广东搞的建村设乡，不仅让百姓当家做主，有了自己的田地，有了自己的买卖，更重要的是，让百姓们都知道咱们太平军，都听咱们太平军的。
从前，乡间都是由地主士绅说了算，官府要粮了，给个份额交待下去，知县老爷往衙门里一坐，等着地主士绅们把钱粮交上来，这种做法肯定是不行的。世间的事，但是涉及到了钱财之物，一过手，你再怎么盯着，总会少。这里少一点，那里少一点，积少便成多，往往最终能够收入国库的不到一半，甚至更少。
这种情况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咱们要建村设乡，要把地主士绅的特权剥夺，不愿意的，我们就要把他们消灭。村长、乡长，都要用我们的人。当然，那些愿意帮助咱们的士绅，我们还是要信任的，比起那些顽固不化、鱼肉乡里的地主豪强，这些士绅是开明的，知道家国大义，这些是可以合作的对象，不能一棍子把他们打死。还有一些在我们没来之前，坚持抗清的士绅，也要善待，不过在善待之前，我们却需要和他们算算账。如果从前不欠赋税，那自是最好，若欠，也还是要让他补的。不过补过之后，我们还要还给他们一些，用朝廷嘉奖的方式还给他们，甚至对一些有功士绅，还要给的更多，比他交上来的还要多。愿意出仕的，视其才安置，实在不能治事的，则给以名誉上的照顾，使得他能在乡间得到尊重，认同咱们。”
“只要我们能够将百姓们全部动员起来，满清也好，吴三桂也好，都抵挡不住我们。战争，拼的不仅仅是勇敢，也不仅仅是武器，更多的是拼的谁的人更多，谁的钱粮更多！”
周士相所提出的“总动员”政策最大障碍无疑就是盘结乡里的地主士绅。长达两千年的宗族制度和皇权不下乡，使得这些地主士绅成了地方的代言人，在一些特定历史阶段，地主士绅的另一个代名词就是“豪强”。有明一朝，豪强并不曾出现，但地主士绅和他们的代言人读书人却把持了朝堂，把持了舆论，把持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在国家危机时，他们中有的选择站出来抗争，但在满清的屠刀下，更多的士绅却缩起了脖子，概因亡国不亡家的理念作怪。为了粉饰自己，他们将满清入关视为顺天应人，改朝换代，用种种理论为自己的懦弱行为开脱。
周士相一心为了灭绝满清，自然不允许治下有任何内耗和拖后腿的存在，所以他要清欠。清欠是一种目的，也是一种手段。清欠的最终目的是打击江南的士绅集团，削弱他们的影响力。而清欠本身则是为了在江南推行建村设乡的一种手段，只有扫平削弱了士绅集团，建村设乡才能没有阻力的推进，从而使得人力钱粮资源能够总动员。
清欠依旧在进行，最初的几个月内，可谓士绅一视同仁，不管是否对抗清有功，一律视为清欠对象。这个举措自然有些蛮横霸道，不讲情面，也最为人诟病。不少人认为周士相如此清欠，根本只在于聚敛民间财富。周士相却深知，打一棍再给一根胡萝卜的道理。那些所谓抗清有功的士绅，很大程度上不过是秘密支持了钱谦益等人从事的反清事业，其本质上仍是希望能够享受从前明朝不纳税的好处。而这显然是周士相给不了的，他和满清一样，都不会同意这些地主士绅不纳税。经过长达三十多年的战乱以及恶劣的天气影响，活下来的平民百姓手中的钱粮资源可谓少得可怜。就是现在的太平军占领区的一些地方，还因为灾乱致使百姓不得果脯。
前不久江西布政使李一粹上了一道奏疏，称吉安府连年减产，有不少乡镇百姓举家逃荒要饭，更有饿得实在受不了的竟易子而食。
这份奏疏自然不是送到南都的通政司然后呈到皇帝御案前的，而是直接送到镇江。
周士相看到这份奏疏后，很是难过，他起兵反清，不仅仅是为了报父母妻儿大仇，更是为了让同胞能够衣食无忧的活下去。可现在南都都光复了，江西却还出现这种惨事，实令他难过自责，责怪自己处政不当。
命令火速往江西吉安调拨一批军粮，并要李之粹竭尽所能安置灾民，恢复生产后，周士相对于清欠的决心愈发坚定，因为他需要大量的钱粮赈灾，恢复地方生产。即便短期内还无法使百姓丰衣足食，也至少要保证他们饿不死。不然，人都死了，还谈什么。
只是决心坚定的同时，周士相也要蒋国柱和张长庚着手对士绅进行甄别，若确实抗清有功，或在乡间有善名的，可予以发还嘉奖，以此来拉拢团结一部分士绅。事后甄别较事前甄别的好处在于，士绅的抵触心理和感恩心理大为不同。
若清欠之初就给这些有功士绅特权，减免或不征，则他们以为是当然之事，对于太平军不会感恩戴德，反而会有不满情绪，毕竟这是从前他们从未遇过的事，就是满清也不曾这样干过。可一旦他们被清抄完毕，欲哭无泪时，突然间官府又将他们被征去的钱粮发还，还给他们嘉奖，这心态自是马上变了，加上那些不曾减免被革去功名士绅的下场，他们如何不感激太平军对他们“刮目相看”。有了这次教训，他们也会变得更加识趣，日后官府再有什么举措，他们只会配合，而不会针对。这就好比一个人突然被官府抓去，狠狠打了一顿后判他做牢，正绝望时，官府突然又纠正了从前做法，对他大为弥补，他心中只会有青天大老爷的想法，而不会有任何仇恨埋怨。
至于那些冥顽不灵之辈，周士相给了蒋、张二人便宜权力。换言之，就是该杀就杀，该抓就抓。在这个背景下，自年初开始，江南民间开始出现大量的“逃人”。
这些“逃人”和清廷圈地产生的无地充为旗下奴的逃人不同，所逃之人大半都是地主士绅。对这些因对太平军政策不满逃往北方的士绅，周士相并没要各地严行缉捕，反要各地大开方便之门，任由这些士绅北逃。只是士绅一旦北逃，其名下田产房屋则皆数充公，分发当地贫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