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九一章 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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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新身份，与追求绝对安全之间的矛盾，方然一早就思考过。
虽然和必将到来的同类相残相比，眼前的生存风险，并不算高，他在金伯利念中学时就做过粗糙的统计程序，借助联邦公共管理机构的数据，把日常生活中可能遭遇的风险分门别类的度量过一遍。
结论，不出意料，交通意外高居榜首，其次是枪击等暴力因素。
要避免这一些高危因素，不论对“方然”还是“安生”而言，都不困难，宅男的行为特质就包括了“少出门”，因此也避免了许多风险。
虽然按方然的统计，联邦每一年都会有六百多名壮士，开车冲进建筑物，并造成超过三百人的伤亡，但他已决定睡在地下室，看安生的住处，也并没有正对某一条街道之类的危险因素，所以待在家里总归还是安全的。
除此之外，对经济形势催生的暴力威胁，一柄Glock17倒有些单薄。
那么要大肆采购军火，甚至在前后门埋伏几只“阔剑”地雷吗，那样会太招摇，一旦暴露出“安生”的贪生怕死特质，就有可能被嗅觉灵敏的同类察觉。
暴力袭击难以防范，至于生活中的其他风险，就更无法揣摩。
过去二十年来一贯的防御策略，现在，不再可以毫无顾忌的使用，方然的对策则是“穷而思变”，借助联邦的发达网络基础设施，和近年来IT领域的研究成果，从更高层面去看待并解决这些问题。
一旦有了构思，他眼中的首要目标，是费城公共安全机构的监控网。
当今时代的社会体系，要监控、管理起来，方方面面的情况都比过去复杂了许多倍，基于人力的传统体系，在很多年前就已经不堪重负。
取而代之的，则是一整张高度自动化、智能化的监控网，供职于安全机构的人力，也逐渐分化为一线的行动者、与后方的处理者，而在西历1470年代的今天，这两类岗位则不约而同的被机器所取代，监控网的能力，也随之而不断强化。
这样的趋势，只消观察最近几年来，出现在联邦大街小巷的安保机器人，逐渐取代了身着制服的保安和警察，就可以窥见端倪。
在伯克利，方然不需要走出校门，就能在校园里见到至少三、四种不同模式的安保机器人，其中最简单的一种，只负责“管控危险因素”，只要捕捉到周围的人持有枪械、冷兵器或其他可疑物品，就会将锁定目标、并将情况上报。
AI更复杂、权限想必也更大的一种，则装备有从催泪瓦斯到5.56毫米机关枪的充沛武力，机关枪里装填的则是橡皮弹、或者麻醉弹。
此外还有一类，也是目前权限最大、执法能力最强的遥控型号，按新闻上的说法，这种一人多高、看起来挺灵活的“机械战警”，每一具都由真正的警员在远程操控，不仅能维持秩序，必要时，还可以直接参与抓捕行动，甚至与暴力分子来一场枪林弹雨的厮杀。
换句话说，和完全的AI机器不同，这种机器人拥有“当场击毙”的权限。
一线治安力量的变化，民众都看得见，相比之下，监控网的升级、演进，就只能通过新闻和网络上的资料去分析和猜测。
街头巡逻的机器人，显而易见，消灭当街抢钱的毛贼是小菜一碟。
但是简单直白的暴力震慑，对有组织的复杂犯罪、或蓄谋已久的非法活动，却无能为力。
在这方面，负责联邦国内安全的FBI机构，早在十几年前就开启了一项庞大的研究计划，希望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的成果，研发出能对大量数据进行自动处理、智能分析的系统，用来辅助探员的工作。
十几年过去，今天，这一系统已上线运行，其作用和价值，甚至超越了人们最初的设想。
凭借越来越庞大，越来越稠密的联邦社会安全监控网，海量的数据，以往根本无法奢望能够获得的数据，每一刻都如泉水般奔涌而出，而承接这海量数据的，则是FBI在联邦布局的近十个超级计算中心。
在深度挖掘算法和模糊匹配算法的加持下，计算机，近乎于像一个人类侦探那样工作，以闪电般的速度，从监控数据的汪洋大海中提取线索，并分析、汇总成事件报告，提交给忙碌的系统管理员审核。
经过管理员的初筛，有较大价值的报告，或者针对某一立案的报告，会提交到FBI总部，由资深办案专家跟进。
这一连串的过程中，最终的分析、决策者，仍然是人；
但计算机系统的介入，却极大提高了办案环节中最琐碎、耗时的“侦查”，同时还节约了大量人力。
进而，还一并隔绝了大量难以量化、难以杜绝的人为干扰和疏忽。
借助现代IT技术，联邦的安全体系，今非昔比，固然会令一些宵小之徒畏惧。
但是和打击已经发生、已经完成的罪行相比，这一体系的预警、预判和干预能力，才是他关注的重点。
收集海量讯息，分辨蛛丝马迹，现如今，FBI的核心体系，已经能在某一些时候，在某一些特定的情势下，实施以往只在幻想作品里出现的行动：
提前觉察犯罪倾向，甚至，对即将发生的恶行进行预判，也就是“未卜先知”。
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年里，联邦政府一直在拨款支持FBI（当然也包括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等机构），半公开的进行研究。
“预判犯-罪行为”这一听起来着实玄妙的研究方向，曾经在联邦社会引发争论，民众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对这一体系的可行性、合理性，乃至其或然投入实用后的权力边界，争执的不可开交。
争论的焦点，毫无疑问，集中在一个容易摹想的场景：
倘若一个人，出于某种动机而心生歹念，那么在他即将行动、却还没动时，他是不是罪-犯；
联邦的暴力机构，又有没有权力“提前执法”，将这尚未开始、没有任何一丝事实支撑的犯-罪行为，扼杀在发生前。
平凡的新身份，与追求绝对安全之间的矛盾，方然一早就思考过。
虽然和必将到来的同类相残相比，眼前的生存风险，并不算高，他在金伯利念中学时就做过粗糙的统计程序，借助联邦公共管理机构的数据，把日常生活中可能遭遇的风险分门别类的度量过一遍。
结论，不出意料，交通意外高居榜首，其次是枪击等暴力因素。
要避免这一些高危因素，不论对“方然”还是“安生”而言，都不困难，宅男的行为特质就包括了“少出门”，因此也避免了许多风险。
虽然按方然的统计，联邦每一年都会有六百多名壮士，开车冲进建筑物，并造成超过三百人的伤亡，但他已决定睡在地下室，看安生的住处，也并没有正对某一条街道之类的危险因素，所以待在家里总归还是安全的。
除此之外，对经济形势催生的暴力威胁，一柄Glock17倒有些单薄。
那么要大肆采购军火，甚至在前后门埋伏几只“阔剑”地雷吗，那样会太招摇，一旦暴露出“安生”的贪生怕死特质，就有可能被嗅觉灵敏的同类察觉。
暴力袭击难以防范，至于生活中的其他风险，就更无法揣摩。
过去二十年来一贯的防御策略，现在，不再可以毫无顾忌的使用，方然的对策则是“穷而思变”，借助联邦的发达网络基础设施，和近年来IT领域的研究成果，从更高层面去看待并解决这些问题。
一旦有了构思，他眼中的首要目标，是费城公共安全机构的监控网。
当今时代的社会体系，要监控、管理起来，方方面面的情况都比过去复杂了许多倍，基于人力的传统体系，在很多年前就已经不堪重负。
取而代之的，则是一整张高度自动化、智能化的监控网，供职于安全机构的人力，也逐渐分化为一线的行动者、与后方的处理者，而在西历1470年代的今天，这两类岗位则不约而同的被机器所取代，监控网的能力，也随之而不断强化。
这样的趋势，只消观察最近几年来，出现在联邦大街小巷的安保机器人，逐渐取代了身着制服的保安和警察，就可以窥见端倪。
在伯克利，方然不需要走出校门，就能在校园里见到至少三、四种不同模式的安保机器人，其中最简单的一种，只负责“管控危险因素”，只要捕捉到周围的人持有枪械、冷兵器或其他可疑物品，就会将锁定目标、并将情况上报。
AI更复杂、权限想必也更大的一种，则装备有从催泪瓦斯到5.56毫米机关枪的充沛武力，机关枪里装填的则是橡皮弹、或者麻醉弹。
此外还有一类，也是目前权限最大、执法能力最强的遥控型号，按新闻上的说法，这种一人多高、看起来挺灵活的“机械战警”，每一具都由真正的警员在远程操控，不仅能维持秩序，必要时，还可以直接参与抓捕行动，甚至与暴力分子来一场枪林弹雨的厮杀。
换句话说，和完全的AI机器不同，这种机器人拥有“当场击毙”的权限。
一线治安力量的变化，民众都看得见，相比之下，监控网的升级、演进，就只能通过新闻和网络上的资料去分析和猜测。
街头巡逻的机器人，显而易见，消灭当街抢钱的毛贼是小菜一碟。
但是简单直白的暴力震慑，对有组织的复杂犯罪、或蓄谋已久的非法活动，却无能为力。
在这方面，负责联邦国内安全的FBI机构，早在十几年前就开启了一项庞大的研究计划，希望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的成果，研发出能对大量数据进行自动处理、智能分析的系统，用来辅助探员的工作。
十几年过去，今天，这一系统已上线运行，其作用和价值，甚至超越了人们最初的设想。
凭借越来越庞大，越来越稠密的联邦社会安全监控网，海量的数据，以往根本无法奢望能够获得的数据，每一刻都如泉水般奔涌而出，而承接这海量数据的，则是FBI在联邦布局的近十个超级计算中心。
在深度挖掘算法和模糊匹配算法的加持下，计算机，近乎于像一个人类侦探那样工作，以闪电般的速度，从监控数据的汪洋大海中提取线索，并分析、汇总成事件报告，提交给忙碌的系统管理员审核。
经过管理员的初筛，有较大价值的报告，或者针对某一立案的报告，会提交到FBI总部，由资深办案专家跟进。
这一连串的过程中，最终的分析、决策者，仍然是人；
但计算机系统的介入，却极大提高了办案环节中最琐碎、耗时的“侦查”，同时还节约了大量人力。
进而，还一并隔绝了大量难以量化、难以杜绝的人为干扰和疏忽。
借助现代IT技术，联邦的安全体系，今非昔比，固然会令一些宵小之徒畏惧。
但是和打击已经发生、已经完成的罪行相比，这一体系的预警、预判和干预能力，才是他关注的重点。
收集海量讯息，分辨蛛丝马迹，现如今，FBI的核心体系，已经能在某一些时候，在某一些特定的情势下，实施以往只在幻想作品里出现的行动：
提前觉察犯罪倾向，甚至，对即将发生的恶行进行预判，也就是“未卜先知”。
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年里，联邦政府一直在拨款支持FBI（当然也包括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等机构），半公开的进行研究。
“预判犯-罪行为”这一听起来着实玄妙的研究方向，曾经在联邦社会引发争论，民众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对这一体系的可行性、合理性，乃至其或然投入实用后的权力边界，争执的不可开交。
争论的焦点，毫无疑问，集中在一个容易摹想的场景：
倘若一个人，出于某种动机而心生歹念，那么在他即将行动、却还没动时，他是不是罪-犯；
联邦的暴力机构，又有没有权力“提前执法”，将这尚未开始、没有任何一丝事实支撑的犯-罪行为，扼杀在发生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