悍匪缴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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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乘胜追击
乘胜追击，一定要将另两支枪找到。白所有的窝点都要仔细搜查。
陶驷驹
9月6日
根据陶驷驹部长的指示，9月6日当天，北京市公安局傅政华带领侦察员、警犬队，携带着探雷器等装备，来到河北省徐水具。
在当地公安部门的大力协助下，按照白宝山供认的线索进行了大范围搜寻。
他们在徐水火车站北部的荒草地里，找到白宝山描述的那片坟地，并找到连成直线的七棵树，在第七棵树下，挖出白宝山掩埋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
经北京市公安局技术部门鉴定，该枪正是抢劫的高井电厂哨兵的枪支。白宝山用此枪杀害了“八一”射击场哨兵赵长文、徐水高炮团哨兵蒋鹏程，击伤军人余启明、霍建军、击伤民警王建庆、肖远、孟彬、姜书启。
根据陶部长的指示，公安部五局张新枫局长打电话给在新疆的刘晓辉，要求加强协查力度，千方百计查找“八一”抢下落，查证其他有关线索。
9月6日晚18点10分，北京市公安局向新疆通报了对白宝山的审理情况：
白宝山供认，“八一”式自动步枪被拆散后扔掉，具体地点：从边疆宾馆后墙翻出，过一土坡，又过一道铁丝网，大约200米，穿过两道胡同，翻越一处1．5米高的短墙，有一夹道，地上有许多泡沫砖，白宝山把枪的零件用砖盖上，可能有的零件还能看见。
白宝山供认，在天池杀吴子明时，共开了七枪，将吴子明的身份证等物，装在一塑料袋内，埋在一块大石头下边。
白宝山供认，在其服刑期间，1993年8月，将北京犯人李宝玉杀害，1994年4月，将北京朝阳区人傅克军杀害。上述二人均是他的狱友，杀死后均埋在监狱原牛棚现猪场的后边。
9月7日，北京预审处再次打电话给新疆公安厅四处，通报了白宝山交代的于7月底抢劫一辆红色摩托车，杀害摩托车手的罪行，并提供了杀人地点。此摩托车，白宝山于8月8日在作案时使用，后怕暴露，于8月中旬，从147团附近的公路水泥桥上，将摩托车推入水中，并用匕首将车胎刺破。
9月6日下午，自治区公安厅张秀叫厅长亲自部署，乌鲁木齐市公安局长张彦勇、副局长张海、刑侦处长黄亚波率领刑侦处侦察员来到边疆宾馆，对边疆宾馆周围两公里范围内十几条巷子逐一进行搜寻，在新疆大学西侧保温材料厂院内的一个夹道，找到掩埋的“八一”式自动步枪。枪号，无子弹，枪的部件已拆散，但无一丢失。
起获的“八一”式自动步枪由乌鲁木齐市公安局进行鉴定，证实正是杀害徐水高炮团哨兵蒋鹏程抢劫的枪支，同时也是杀害北京德胜门外女烟贩许桂花、杀害石河子149团警长姜玉斌、民警时春勇，杀害边疆宾馆7名汉、维、回族群众的那支自动步枪。
9月7日，石河子公安局副局长周传强、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党新民、技术科长江援朝等人，带领民警并调来一台推土机来到石河子新安监狱，在牛棚附近挖掘李宝玉、傅克军尸体。
下午两点，挖出尸骸一具，距地面约2米深。
经与北京核对牛棚平面图埋尸位置，晚上8点挖出第二具尸骨，该地点距牛棚墙壁不到半米。
9月8日，自治区公安厅四处张卓敏副处长、石河子市公安局副局长周传强，带领侦察员，查找摩托车抢劫案中被害人的尸体及有关物证。由于白宝山描述的地貌待征明显，他们很快找到那条有水泥牛渠的石子路，找到棉花地和毛渠。毛渠附近有一个土堆，被害人王吉平的一只脚还露在土堆外边。
白宝山交代，在天池杀害吴子明后，将吴于明的身份证等物藏在一块大石头缝里。
9月7日、8日、9日，乌鲁木齐市、昌吉州、阜康市公安局的民警冒着雨加雪的恶劣天气，在天池风景区上方的马牙山下大锅底坑附近连续搜索了三天，没有发现吴子明的有关物品。
新疆公安厅及时将上述查证情况上报公安部。
二、把案子办成铁案
9月5日，新疆公安厅副厅长杨德禄及“97系列枪案”领导小组成员，果断地将白宝山、吴子明线索上升为一号线索，并向北京市公安局发出查缉通报。而后立即调整侦查部署，集中侦查、技术骨干，加强对白宝山、吴子明的知情人查访及物证查证工作。
杨德禄副厅长根据厅长张秀明的指示，要求区公安厅四处、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石河子市公安局及有关地区公安机．关，全力搜集整理犯罪证据，把案子办成铁案。
9月5日夜至9月6日，侦察人员分别深入新安监狱、石河子147团查访，并对吴子明家及白宝山、吴子明、谢宗芬租住地进行全面搜查。在租住房屋床下搜出第二条撬棍，并搜出白宝山的挂枪套（谢宗芬为其缝制）以及毛毯布边、酒瓶等物，为定案提供了新的物证。
新疆公安厅以确凿的证据，证实白宝山系“京、冀、新系列枪案”的主犯，证实吴子明系“97新疆系列枪案”的主犯之一，证实天池无名尸就是吴子明。
主要依据如下：
白宝山居住北京石景山地区，原籍河北省徐水县，曾在石河子服刑，此三地与“京、冀、新系列枪案”发案地点完全一致。
白宝山1996年3月7日刑满释放，1997年2月来到新疆，到8月16日始终在新疆活动，具备在京、冀、新三地作案时间。
白宝山前科犯罪有使用棍棒袭击被害人头部的手段，与北京石景山“3·31案袭击哨兵手法相同。
白宝山在服刑期间与同监犯人李清亮谈到出狱后的打算，透露回京如何抢枪，如何抢劫，作案后如何逃避打击，手法特点与其在北京、河北、新疆三地作案情况相同。其主观犯意与系列枪案犯罪的客观实施过程相符。
白兰山、吴子明具备作案交通工具——摩托车。
吴子明的血型、身高、体态、年龄与天池无名尸相同。
吴子明的牙齿特征与死者完全相同。
吴子明离家时的衣着，与死者相符。
吴子明留在住所的西服裤子与死者身上穿的西服上衣的缝制工艺特点、品牌、布料材质相同。
从吴子明住室内起获的葡萄酒瓶上提取的指纹，与死者指纹认定同一。
在吴子明家中查获的笔记本上记载的白宝山、谢宗芬住址分别与白宝山、谢宗芬现住址相同。
新疆专案组的技术人员对各类痕迹物证进行了鉴定。
在白宝山、吴子明租住的房间内搜出的绒毯残块，与乌鲁木齐市“8·19”案现场提取的包枪绒毯分离线完全吻合，属同一整体分离物。
在上述住所搜出的帆布残块与“8·19”案现场提取的提枪袋背带分离线完全吻合，认定为同一整体分离物。
在上述住所床下搜出的撬棍，与犯罪嫌疑人遗留在“7·5”现场附近树林中的撬棍种类相同，与犯罪嫌疑人打制撬棍情况相符。
犯罪嫌疑人遗留在“8·19”现场包枪袋内提取的毛发，经鉴定与吴子明血型一致，均为“o”型。
9月6日凌晨，北京公安机关在白宝山住所搜出5-4式手枪一支，枪号为，与新疆石河子“8·8”案件民警姜玉斌被抢的手枪抢号相同，经检验，系天池“8·26”案枪杀吴子明所用手枪。
在白兰山住所搜出7．62毫米步机弹，弹底标识与上述案件现场提取的弹壳弹底标识相同，均为75－81。
根据白宝山供认，在徐水起获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枪号与北京石景山“3·31”武警哨兵范龙泽被抢枪支枪号相同，经检验，系北京“4·7”、“4·8”、“4·22”及河北徐水“7·27”案袭击军警人员使用的枪支。
根据白宝山供认，在乌鲁木齐起获的“八一”式自动步枪，枪号与徐水“7·27”案被抢枪支枪号相同，经检验，系北京“12·16”案、石河子“7·5”、“8·8”案和乌鲁木齐“8·19”案所使用的枪支。
白宝山足迹与徐水案件现场遗留足迹认定同一。
1997年9月7日，系列枪案新疆专案组向新疆公安厅党委报送了《系列枪案侦破工作有关情况的简报》，报告了侦破白宝山案件的线索来源，工作过程和定案依据。
至此，“京、冀、新系列枪案”新疆方面的侦缉工作告一段落，新疆境内所设路卡全部撤消，此案画上圆满的句号。
三、经验及教训
白宝山案件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从表面上看，这是一起由抢劫枪支到抢劫财产的蓄谋的连续犯罪。案件引起社会严重关注，其一是罪犯在实施犯罪时，十分猖獗地连续袭击军队哨兵和人民警察；其二是罪犯残忍地连续杀人；其三是在公众场合明目张胆开枪抢劫，杀害多名各族群众，造成恶劣影响，细致分析，此案又与一般的抢劫杀人案不同，最主要的特点，是罪犯带有明显的报复社会的倾向。
罪犯的残酷是令人震惊的，他在监狱，只由于受了闲气，便不动声色地采用同样的方法，连续把两个犯人杀害埋掉。回到北京，抢枪的直接目标，是杀害他认为刁难他的片警。在狱中，他扬言出来就要杀人，甚至说到幼儿园去杀孩子。他杀了同伙人吴子明，唯一没杀害的谢宗芬，他也为她挖好了尸坑。从他的一贯性的思想看，抢钱是他的目标，但杀人也是他的目标，甚至是他宣泄自己，报复社会的更为重要的目标。这样，就不难解释，白宝山在实施抢劫枪支和抢劫财产的犯罪过程中，为什么会接连不断地杀人？这不仅仅是他作案的需要（如他所说，他扬言没有杀过无辜的人，这其实是一种苍白的狡辩），这也是满足他报复心理的需要。
世界上许多着名的大案，都有着相近的特点。
安迪·柯尔，先后杀害了27名大男孩，目的是为了在杀死他们之前，拼命地抽打他们，以宣泄对自己童年生活的不满。
保罗·诺乐斯原也是个盗窃犯，他从警察拘留所逃跑，在此后的4个月里，他疯狂地连续杀害了17人。
卡车司机萨克利夫连续勾引J女和普通女人，肢解并杀死她们，他肢解16岁女售货员珍妮引起极大的民愤，警方为侦破此案调查1300o余人，其中4000人的证词被记录。萨克利夫前后杀害11人，手段极为残忍，他自供是因他仇恨女性。
白宝山与他们不同，但报复心强、性格孤僻、有严重的心理缺陷，由仇视社会转而仇恨人类——这些特点却十分相似。
白宝山被捕后，刘晓辉经请示张新枫局长，就白宝山的犯罪原因等问题，对白宝山进行了一次特殊的审讯。
审讯长达8个小时。刘晓辉说：“这次我找你，是想跟你谈一谈怎样避免犯罪的问题。你是个做父亲的人，你有儿女；被你杀害的那些人，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有儿女。你是否想过，你的犯罪，使你的孩子，还有他们的孩子，都会受到什么影响？我们讨论犯罪的问题，就是为了避免再出现你这样的人，使我们的下一代不要再受到伤害。我希望我们能共同探讨，把你的犯罪根源，挖清楚。”
白宝山被捕后，比他在外边横行时要理智得多，给人的印象，你甚至觉得他始终是个很清醒的人。他的抱怨，如我们前文所述，主要在三个方面，第一，他对前罪的判罚不满，认为偷玉米打伤人被加判10年徒刑不公平；第二，女儿的来信使他深受刺激，发誓要为他们抢劫300万，让他们过上富裕日子；第三，派出所不给他办理户口和身份证，使他无法生活。这三条中，第一条形成了他的思想基础，第二条成为激发他犯罪的动力，第三条只是个诱因。可悲的是，像白宝山这样孤僻而固执的人，一旦确立了自己的目标是很难改变的。他的智力发达、体能充裕，内心残忍，这就更为可怕，对社会和他人形成极大的威胁。
白宝山的犯罪过程与他在新疆监狱中的预谋是完全一致的。从他在监狱利用当“零星犯”的机会，积累子弹，积累枪械知识，到他抢夺枪支，杀人，抢劫去新疆的作案经费，再抢短枪，实施抢劫140万巨款——整个过程一脉相承，十分符合逻辑。究其根源，仍与他的仇视、报复的心态连缀在一起。可以说，从他收集子弹起，他后来的犯罪就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当然，白宝山也有他的两重性，这主要表现在对待他的母亲和大弟、仍保持着一份亲情。再有，如他所说，在他刚刚出狱的时候，对生活前景曾抱有过一段短暂的希望。20天后，他抢了热电厂武警的步枪，这个希望已彻底混灭了。
刘晓辉处长花了大量时间，从白宝山所犯第一起案子，一直谈到最后一个案子，包括所有的作案细节，在分析白宝山犯罪的心理过程的同时，从侦查学的角度捕捉白宝山个案中的普遍意义。
通过这次审讯，刘晓辉依据白宝山的供述，总结出涉及狱政管理、公安基础工作、重点人口管理、快速反应、盘查堵控、专案调查、缉捕项工作的33条经验教训，呈报公安部领导，送达新疆公安厅四处和北京市公安局二处。
北京、新疆方面均认真进行了研究，并制定了相应的措施。
采访张秀明厅长是新疆下第一场雪的时候，我从昌吉市返回乌鲁木齐。路面冻得像镜子，司机小心翼翼，不能踩刹车，否则就会横着滑出去。
在张秀明厅长的办公室见到他。张厅长身材较高，戴眼镜，是一个很有激情的公安高级干部，谈话间，会把眼镜摘下拿在手上，在房间里来回走动。
他告诉我，他是新疆最大的警察头子，然后笑了。
新疆“8·19”案件发生时，他派杨德禄、张彦勇、张海去现场，他在指挥中心掌握整个动向。这天之后，他和杨德禄副厅长，买买提·肉孜副厅长，天天碰情况，分析案情，做出决策。“8·19”大兵团围追堵截、出兵石河子、147团挖地三尺、天池无名尸一追到底，这些关键性的环节上，张厅长坚持一条：厅党委定了的事，就要坚持下去不动摇。
张厅长说，动用警力，该动用的就要动用。很多工作都不是徒劳的。这次我们大约动用了六万人次的警力，不过过筛子，心里踏实不下来。面上的工作，要配合重点工作，这方面丝毫不能含糊。
案子破了，张厅长说，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深思，总结胜利也要总结哪些地方存在失误和不足。
他认为，这次案件的侦破，充分发挥了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作用，运用了现代技侦手段，体现了基层民警闻风而动雷厉风行的威力。同时，这又是各地区协同作战，各警种互相配合所取得的成果。各地区协同作战，缩小了各地区的距离，缩短了时间差，把犯罪分子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一旦突破，迅速将犯罪分子予以捕获。
张厅长说，各地区没有理由封锁消息。相互协作，这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刑侦格局。我们警察站在全局利益上想问题，实施好每一个工作环节，打击犯罪，保护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这是实实在在的贡献。这个案子并案之后，无论北京还是新疆，都为案件的破获，立下了汗马功劳。
他告诉我，新疆警察是很厉害的，一声令下，指到哪里就能打到哪里。他们付出的很多，条件艰苦，没有节假日，不分白天夜晚。下边的基层民警是这样，各级领导也是这样。大家都没休过星期天，星期天是我们分析案情最好的时候。
这个案子前后17天（指“8·19”案发后），惊动了全国，过程圆满，没留下遗憾，没留下尾巴。各地方的工作是综合的，公安部的协调作用不可少，北京、河北、四川共同行动，石河子公安局按照区厅的部署，一步扣一步，这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案子在新疆处理，有个大局问题，部里充分考虑了这个大局。
案子的性质十分恶劣，犯罪分子直接把矛头指向国家机器，侵害对象是我们的军队，这是公然的挑衅，是决不能容忍的。
为什么他能够在监狱里杀人？这说明我们在监狱管理、犯人改造方面还存在着问题。我们的改造政策，改造过程中运用的手段，如何把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显然做得不够。我们把战犯都改造了，决战不一定在战场，在人心的征服。为什么会出现白宝山，从初犯一步步到恶贯满盈的家伙，到杀都不足以平民愤的家伙，这是最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侦破案件，使犯罪分子得到惩罚，这是我们公安机关的硬指际，案件要破，要公布于众。公安机关破不了案子，老百姓不答应。同时，我们也需要社会的各个环节发挥作用，各司其职，使社会良性化。没有矛盾不可能，犯罪必须打击，但有矛盾，不应该使它激化。
张秀明原籍山东，在新疆长大，他毕业于新疆大学，父辈是老公安，对新疆很有感情、张秀明早年在公安系统工作，后来调到地方上，当过多年的市委书记、地委书记，在喀什工作了8年，他是民族问题专家。调回公安厅担任厅长，后来担任新疆党委常委，他在新疆治安的综合治理上，是个强劲派。
采访杨德禄副厅长，是在整个采访工作将要结束的时候，前期只是泛泛地谈谈，他就把我“发”了下去，告诉我，我们没什么好写的，多写写我们下边的民警，他们的工作很辛苦。
杨厅长祖籍天津，家在天津天后宫一带，是天津的老户。他16岁当公安兵来到新疆，很快就转到公安上，1960年开始接触刑侦工作，从基层一步步升为主管刑侦工作的正厅级副厅长。
给我的感觉，杨厅长平易，在刑侦系统威信很高。他的威信来自他的人品，更重要的是他在业务上要求严格，眼睛里不揉沙子。下属既不怕他也怕他，案子说不清，线索根据不足查得不细，到杨厅长面前是过不了关的。
杨厅长告诉我，侦查工作，没有常胜将军，不都是过五关斩六将，麦城也要走不少。功夫做到了，也重视了，就是没破，这样的案例也是有的。这项工作不像有的侦查通讯上写的那样，从开头到结尾都英明，实际上这项工作很辛苦。
杨厅长不希望新疆的案子多起来，但出了案子，工作来了，他会想得很周全很细致，安排下去，组织侦察人员侦破它。
关于白宝山案件，他从业务角度说得多。对于新疆，这是个典型的刑事案件，他的思路，始终砸在寻找罪犯的落脚点上。“8·19”案发到9月5日白宝山被抓获，整整用了17天。新疆方面对案件的基本判断，重点区域的划定，几处现场特征的捕捉，物证的运用，以及并实后的工作，都是准确的，没走大的弯路。
杨厅长说，最早两起涉枪案件，在149团杀了我们两个警察，引起厅里的重视，派张卓敏过去参与工作。一周多，无重要进展。当时乌鲁木齐对外经济贸易洽谈会要召开，北京十五大要召开，这是一个不安全因素，所以召开了8月18日的会议。张厅长要我出面，上上螺丝，我出面都是上螺丝。会上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在141与149团的中间地带可能有一处落脚点；二个是防范他们到乌鲁木齐来作案。要害部门、银行系统、重要人物的安全工作都做了布置。结果他们第二天就来了。当时案子还没跟北京连上，部里调子弹，开始我的指导思想是立足本地解决问题。新枫、晓辉打电话，认为并比不并好，并上条件多一些，并不上对新疆的工作也无大影响。送弹，结果并在了一起，当时就意识到责任更重大了。“8·19”案件，在新疆就是有史以来的大案件，和北京一并案，影响更大，压力更重，当然，破了案子，挽回的东西也更多一些。全国并案会开得很好，成功，高效。新疆有大量的物证，有目击者，这是破案最基本的条件。新疆是重点，这是责无旁贷的。时间不由新疆决定，部里要求十五大前破案，不然罪犯带着枪支蹿回北京不好办。这时离十五大召开还有10天左右。我说案子能破，这有把握，但限期在十五大之前，没十分把握。最后定的调子是十五大前取得重大突破。结果比预想的好，白宝山在十四届七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晚上抓到了。
这个案子，新疆方面我出面，代表厅党委抓总，组织了领导小组，制定方案；晓辉留下，代表部里协调督办。
石河子派张卓敏先过去，研究开会布置。不久阜康消息过来，我和晓辉去了天池。把死亡时间定了，倾向于内部火并。回来向张厅长汇报。他说，暧，老杨，这肯定是北京人把我们新疆人打死了。我也有这种感觉。找尸源，让法医整理一下，尸体像个鬼。147团找，兵团找，不能离开重点。
兵团开一个会，王汉儒副司令主持。兵团是半军事化，这个会议很重要。这样下边能动起来，能召集起会议，不能只是个别走访。晚上，我和晓辉在石河子，马荣市长请吃饭，说起这条线索。一个北京犯人要子弹打野猪。地方上的领导人了解信息范围广，一般是他听了认为重要，反映过来。结果这条线索查出了情况。
总结整个破案过程，正面经验，反面教训，应该说都有一些。
第一，得到了各级各地公安机关直至公安部的绝对重视，哪一个环节都是绿灯，黄灯都不许有。部里始终抓住没放松。
第二，没走大大的弯路。分析建立在现场情节、现场特征的基础上。重点区域，重点人员，没有太大的偏差。
第三，新疆方面，体现了厅党委的集体领导，张厅长、买买提·肉孜副厅长，包括其他党委成员，整天在想案子怎么突破。张厅长从头到尾都在指挥，通过我，贯彻党委的意图。我的想法天天向他汇报，商量、研究指挥思路、决策，整个侦破过程都是张厅长在指挥协调。
张秀明厅长做事干脆果断，定下的东西一抓到底。不喜欢粘粘乎乎，干就干出个名堂来。
第四，判断犯罪嫌疑人可能是复员兵，可能参加过越战，这个判断始终没有放弃。这是根据现场特征做出的，对方心理素质这么好，枪法准确，一举枪倒一个，标准的军事动作，单手开枪——虽然白宝山不是复员军人，但在划定侦查范围时，这一块不能丢。
第五，教训方面，8月18日会议，分析到敌情，但没想到边疆宾馆这样的地方，是个缺欠。“8·19”那样大的现场我们刑警没遇到过，应该规范一下，哪些人应该到现场，哪些人不必到现场。埋藏枪支、赃款，到水上乐园去躲避，这是我们没想到的。另外，部署到位，落实扎实的工作方面也有欠缺。客观因素有一些，刑侦骨干队伍素质的提高、基层民警侦查的素质的提高是一个课题，这牵扯到公安的基础工作了，是个长期任务。
总归，“8·19”案在整个的侦查过程中，新疆打了一个漂亮仗。
采访张新枫时间上最短，因他马上要去开一个会议。
他认为这个案件的侦破，最主要的一条经验，就是走群众路线，是依靠群众，群策群力而取得的成就。如果说有不足，也正要是依靠群众依靠得不够。侦破这个案子，不是哪个人有多么神，这是集体的力量。
犯罪分子很凶残，在北京作案影响大，袭击部队，搞枪搞武器，当时有多种分析，不能排除他有针对军队的企图。
犯罪分子总会犯错误，他离开北京到新疆作案，是他最失败的一步棋。他从北京到新疆，在新疆打响，我们抓住了破案的时机。
井案会上、正确划定了一个北京人，一个新疆人，二人的关系，很大的可能是一同劳改过的狱友。地点，重点划定在石河子147团附近。分析都很充分，预感到案子能拿下来。
一个关键地方，犯罪分子把枪包扔了，我们找到缝鞋匠，这是新疆精彩的一笔。我们去了这个现场，当时犯罪分子还在准备阶段、这是确定犯罪分子落脚地的重要依据。
案子跨度大。案子破了，是拼出来的。赶在了9月5日七中全会开幕那一天。我陪白景富副部长到石景山，到京西宾馆见到陶驷驹，向中央领导报告，中央领导非常高兴。
这个案件的侦破，不是偶然的，由于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逼迫犯罪分子无路可逃。这是各地区抓紧工作的结果，是方方面面的专家对犯罪分子深入刻画的结果，是千万基层民警共同努力的结果。
对这个案件的认识过程，北京经受的曲折比较多，这有个对案情的认识不断完善、不断深化的过程。犯罪分子暴露一次，才能增加一些条件。没有北京的长期工作，怎么能迅速认定犯罪分子一个北京人，一个新疆人？没有大量的前期工作，这个认识是得不出来的。
犯罪分子胆大，不慌，凶残。是初犯吗？是新手吗？显然不是，各方面都像跟我们打过交道的人。为什么上新疆，因为熟悉。为什么熟悉？在新疆劳改过。北京人在新疆劳改过，去找他过去的狱友。这种分析，是站得住脚的，是科学的判断。
我们有些工作，甚至大量的工作，看上去是徒劳了，一些判断后来被否定，这也有其正面的效果。
有了大量的由现场提供的线索，就觉得这个人到头了。虽然还没抓到，但在心里，他已经活了起来。
并案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可以集中大家的智慧。我们付出过代价，拿出来的是反复过多次的认识。这个认识，就具有价值。
张新枫最后仍归到他的主题上去，强调，案件的破获，最重要的是走了群众路线。他说的这个群众路线，是指走了依靠专家、依靠各地方公安机关、依靠千万基层民警、依靠各地方政府的群众路线。集中了各地的优势，集中了大家的智慧，集中了各地的条件，从而破获此案，取得大捷。
四、审讯白宝山
白宝山被押解到新疆接受审判，这是公安部经过多方考虑，作出的决定。白宝山在新疆的案件社会影响面大，他在新疆也杀人最多，特别是“8·19”边疆宾馆案，死伤者涉及到多名各民族的群众。在新疆公开审判，有利于新疆的安定，有利于民族团结，这也是新疆各族群众的愿
望。
1997年12月3日，区厅四处靳鹏、乌鲁木齐市局刑侦处张镇、王炜奉命到北京押解白宝山。
白宝山在北京监狱的“特号”关押，押解必须保证绝对安全。在对白宝山案的预审和查证上，北京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们毫无保留地把预审笔录、北京及河北徐水六案的卷宗及其它物证移交给新疆警察，表现了全国一盘棋的大局意识。
但对于去新疆接受审判，白宝山存有顾虑。本来，他与北京警察配合得是不错的，犯罪事实也交代得比较清楚，但他心里始终嘀咕，审判地会不会放在新疆。
他的思想顾虑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他知道他在边疆宾馆打死打伤了多名少数民族群众，害怕到新疆在监狱里遭到少数民族犯人的报复。第二，他希望他的案子在北京审判，判决前，他还能见一见家人。因此，从一开始，他就对去新疆抱着抵触的态度。
稳定住白宝山的情绪，做通他的思想工作，这对安全押解是一个重要环节。
两地警察耐心做白宝山工作，向他讲清，北京警察和新疆警察部是人民警察，是同样的执法者。我们针对的是你犯的罪行，不是针对你这个人。谁犯了罪，也要按照法律办事，在北京，在新疆没有区别。你的案子在新疆的影响大，你在那边杀人多，抢劫主要也是在新疆。所以回新疆审判是必须的。你犯了罪，能够认罪，好汉做事好汉当，就不应该害怕到你犯了罪的地方去审判。
新疆的警察与白宝山做了接触。北京的警察进一步讲：你看到了，新疆的警察也很好，他们不会歧视你。大家都希望你能够继续配合好，安全地、平安地到达新疆，把最后这段路，圆满地走下来。
押解工作，北京方面做了周密的安排。
从看守所出来，警方给白宝山戴上面罩、手铐、脚镣，一路上8辆汽车，前面警车开道，把白宝山、谢宗芬等要犯押往飞机场。
民航方面已联系好，靳鹏等人押着犯人直接来到停机坪，在普通旅客之先登上飞机。白宝山押在后仓，谢宗芬在前仓
白宝山没坐过飞机，飞机一起飞他就怕了，抓开面具要上厕所。张镇和王炜架着他过去——他们也紧张，担心在飞机上出事。还好，飞机平稳之后他安静下来。张镇把他安置在靠窗的座位上，把遮阳板放下，给他扎好安全带。飞机飞行过程中，让他吃饭，喝饮料，但告诉他，为了不影响别的乘客，尽量不要再上厕所。
3个半小时之后飞机抵达乌鲁木齐。自治区公安厅四处的警察、乌鲁木齐市局的警察来到机场，机场还聚集了十几家新闻单位的记者。白宝山等人押解下来，仍戴上面罩，直接上了警车。路上十几辆车随同，开到乌鲁木齐看守所。
白宝山刚到乌鲁木齐时，抵触情绪仍大。预审科的同志分析，不要过高估计白宝山。他也像普通犯人一样，认为自己死是早晚的事，抱怨自己从小没享过福，做这么大的案子，并没享受过。这说明他有着普通犯人一样的心理，虽然在杀人时不眨眼睛，但面对死亡，也眷恋这最后的时光。
为了做好白宝山的工作，看守所尽量为他创造些条件，买了新被褥，换了洗漱用品，伙食上也常常为他做些改善。白宝山刚押过来，戴着手铐脚镣，第二天，看守人员就把他的手铐打开了。这是一种待遇，也是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为他在生活上能够更方便些。
来到新疆，他所担心的事情并没发生，新疆警察和北京警察一样，以法律为准绳，人道地对待白宝山，在各方面，尤其在生活方面，对白宝山都是很关照的。白宝山踏实下来，在新疆的预审过程中，他能够积极配合，从而保证了对白宝山的审理工作的的顺利进行。
白宝山、谢宗芬持枪抢劫杀人案由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于1998年3月3日上午10时正式开庭。
审判长由孟潮担任。
在庄严的国徽下，白宝山戴着手铐脚镣，站在被告席上。
审判长对白宝山在北京、河北、新疆所犯15案逐一进行了法庭调查，依次是：袭击高井电厂哨兵抢劫枪支案；枪击装甲兵司令部哨兵余启明案；枪击巡警孟彬、肖远、王建庆、姜书启案；枪杀“八一”射击场哨兵赵长文案；枪杀涂水高炮团哨兵蒋鹏程击伤霍建军抢劫枪支案；抢劫辛集、石家庄市场未遂案；枪杀德胜门女摊贩许桂花抢劫烟款案；袭击奎屯哨兵未遂案；袭击141团“人影库”案；杀害王吉平抢劫摩托车案；枪杀民警姜玉斌、时春勇抢劫枪支案；边疆宾馆杀害7人击伤5人抢劫人民币138万元案；天池杀害吴子明案；服刑期间杀害李宝玉案；服刑期
间杀害傅克军案等。
法庭出示现场照片、杀人工具、现场物证，宣读被害人证辞和目击证人证辞，白宝山对上述罪行供认不讳。
谢宗芬供认了跟随白宝山去辛集、石家庄实施抢劫（未遂）的经过，供认了数次跟随白宝山提取枪支、赃款、缝制挂枪袋等参与犯罪的过程，但她认为，她失去了自由，这都是在白宝山的胁迫下不得已的行为，并在法庭上宣读了她的悔过书。
白宝山的辩护律师在辩护中认为，白宝山所犯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就白宝山的认罪态度较好，并表示悔过，提请法院予以注意。
白宝山在做最后陈述时，显然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这是案件审理中，他第一次流下眼泪。
白宝山说：“我犯了死罪，我最初抢枪时就想到了。我想给后人留几句话：犯过罪的人别学我，好好接受国家的改造，犯罪是没有前景的。我也希望，政府对劳改（释放）犯别歧视。我犯罪的主要原因是对前罪的判决不服，那时我想，如果判我20年，我出来杀成年人，如果判我无期，我老了，出来没能力杀成年人，我就去幼儿园杀（孩子）。我还想说一句，谢宗芬做的一切都是我强迫她干的，我杀她是早晚的事。我给她11万，是为了堵她的嘴。我犯了这么大的罪才有权力在这儿讲几句话，这个代价太大了，（那是）多少人的鲜血换来的今天……我对无辜死亡的人……（哭）……说声对不起……（哭）希望以我为诫，不要做一个对社会有害的人……”
谢宗芬的辩护人在辩护辞中说：谢宗芬的行为是在白宝山的胁迫下做出的。胁迫有轻度、中度和重度胁迫之不同，以侵犯他人财产或隐私为手段，是轻度胁迫；以伤害他人身体为手段，是中度胁迫；以杀害他人生命为手段，为重度胁迫。谢宗芬所受的是重度胁迫，是以杀害她及她的全家相威胁。谢宗芬的行为是在其所受重度胁迫不得已而从事的行为。对此，希望法庭在量刑上给予足够的重视。
谢宗芬在自我辩护中说：“我是农村妇女，不懂得法律，都是白宝山逼我那样做的。他打我，骂我，我不听他的，我和我的家人都有生命危险。我上有老母，下有一双女儿，请求政府从宽处理……”
然而，法律是严正的，法律也是无情的。
法庭庄严宣布：白宝山犯有杀人罪，抢劫枪支罪，抢劫公民财产罪，情节特别严重，影响待别恶劣，危害特别巨大，依法被判处白宝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同案犯谢宗芬犯有抢劫罪、包庇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
白宝山的大弟，免于刑事起诉，无罪释放。
1998年4月，一声清脆的枪声，结束了白宝山罪恶的生命。
后记
白宝山的案子已经过去了，无论这个案子影响多大，总归已成历史。
犯罪总是令人厌恶的。它给社会造成破坏，给他人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惩办罪恶是法律的神圣职责。
白宝山案件，留给我们一些什么呢？
天生的罪犯是没有的。由宝山一步步走向犯罪，有他的思想根源，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白宝山的思想脉络分析起来很简单，但背后的原因并不简单。并不像他反复解释的那样，由于对判决不满，出狱之后便抢劫杀人。白宝山始终不肯承认，他由普通盗窃犯发展成罪恶昭着的杀人犯，一个中间环节至关重要——那就是由宝山在监狱里两次谋杀狱友。这与他的本性有着直接的联系，我们只能认为，他有着凶残和懦弱的双重性格。白宝山回到社会上，先后杀害了十几条人命，按照他的说法，他不抢劫杀人，就无法生活（不是生存意义上的，包括心理意义上的
），我始终怀疑，他有嗜杀癖的倾向。在法庭上，他并不敢正视这一点，他极为不适地把责任全部推给社会，正说明他的懦弱。白宝山这样的犯罪分子，犯罪智商很高，个人素质却极低，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们本身就是包含着种种矛盾的怪胎是动辄杀人的狂妄分子。
的确，白宝山有着超一流的射击技术，有良好的体能，极强的心理素质和一整套严密的反侦查手段，是建国以来所罕见的。他连续袭击军营，袭击警察，在大型公众场合公然作案，也为建国以来所少有。然而，法律是严正的，经过一年半的较量，白宝山最终也难逃法网，在北京、河北、新疆、四川警察的协同作战下，白宝山这个破坏力极大的犯罪分子，终于走上了彻底覆灭的道路。
新疆警察是很令人敬佩的，回想起他们来仍觉得很亲切，张秀明、杨德禄、黄亚波、周传强、张卓敏、单笑夏、江援朝、龚兴言、彭建国、靳鹏、何强、江笑天……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新疆的采访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在此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靳鹏是个大个子警察，身高一米九，驾车时要把座位后推半尺，采访中很长时间都是由他陪同我。他有过光荣的经历，在一次追剿暴力犯罪团伙的战斗中，他险些就被歹徒引爆炸死。
张卓敏几乎总在新疆南北到处奔波，一忽儿在巴州，一忽儿在阿克苏，一忽儿又到了喀什——哪里有大案子他就出现在哪里。张卓敏患有糖尿病，为人却很乐观。有一个冬季，他去南疆追逃，时间紧迫，他只好一面通知当地刑警队，一面亲自上路设卡，雪夜拦截歹徒车辆，被同行们誉为“处级卡”。
在石河子，周传强推开其他工作，细细叨叨地跟我从下午一直聊到晚上10点；江援朝陪我到沙漠边缘的149团看姜玉斌被害现场，归来路上天已快黑），发现一辆被通报的可疑车辆，立刻上前拦截——使我体验了一次“临战”的感觉；龚兴言告别时拱拱手，我知道他是说，拜托了，希望你把大作写好。何强好讲“怪话”，诉说一阵下边基层工作的苦衷后，一摆手说，行了，我这里什么意见也没有了。
在乌鲁木齐，张彦勇请我吃饭，告诉我说，乌鲁木齐在大案的侦破上没有欠账——这足以反映他的刑侦队伍的综合能力，他十分满意。黄亚波说，我们会犯错误，犯罪分子也会犯错误，日宝山错误比较少，我感到，这是个对手。单笑夏酷爱刑侦工作，他在日记中处处都能体现出他对不断侦破案件的渴望。
刘晓辉给人的感觉永远都在忙碌，风尘仆仆，在全国各地飞翔。他已不在五局一处，调到反走私的最前线——海关总署反走私犯罪侦查局工作，依然很少呆在北京，依然要全国各地到处跑。晓辉对刑侦工作的感情笃深，他说，他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在刑侦一线共同战斗过的朋友。
写完这本书，我觉得完成了一项沉重的任务，不知道我的朋友们会如何感觉，也不知道我是否兑现了我在采访时的承诺——在我的视野之内，我将如实地反映整个案件的风貌。?
一、乘胜追击
乘胜追击，一定要将另两支枪找到。白所有的窝点都要仔细搜查。
陶驷驹
9月6日
根据陶驷驹部长的指示，9月6日当天，北京市公安局傅政华带领侦察员、警犬队，携带着探雷器等装备，来到河北省徐水具。
在当地公安部门的大力协助下，按照白宝山供认的线索进行了大范围搜寻。
他们在徐水火车站北部的荒草地里，找到白宝山描述的那片坟地，并找到连成直线的七棵树，在第七棵树下，挖出白宝山掩埋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
经北京市公安局技术部门鉴定，该枪正是抢劫的高井电厂哨兵的枪支。白宝山用此枪杀害了“八一”射击场哨兵赵长文、徐水高炮团哨兵蒋鹏程，击伤军人余启明、霍建军、击伤民警王建庆、肖远、孟彬、姜书启。
根据陶部长的指示，公安部五局张新枫局长打电话给在新疆的刘晓辉，要求加强协查力度，千方百计查找“八一”抢下落，查证其他有关线索。
9月6日晚18点10分，北京市公安局向新疆通报了对白宝山的审理情况：
白宝山供认，“八一”式自动步枪被拆散后扔掉，具体地点：从边疆宾馆后墙翻出，过一土坡，又过一道铁丝网，大约200米，穿过两道胡同，翻越一处1．5米高的短墙，有一夹道，地上有许多泡沫砖，白宝山把枪的零件用砖盖上，可能有的零件还能看见。
白宝山供认，在天池杀吴子明时，共开了七枪，将吴子明的身份证等物，装在一塑料袋内，埋在一块大石头下边。
白宝山供认，在其服刑期间，1993年8月，将北京犯人李宝玉杀害，1994年4月，将北京朝阳区人傅克军杀害。上述二人均是他的狱友，杀死后均埋在监狱原牛棚现猪场的后边。
9月7日，北京预审处再次打电话给新疆公安厅四处，通报了白宝山交代的于7月底抢劫一辆红色摩托车，杀害摩托车手的罪行，并提供了杀人地点。此摩托车，白宝山于8月8日在作案时使用，后怕暴露，于8月中旬，从147团附近的公路水泥桥上，将摩托车推入水中，并用匕首将车胎刺破。
9月6日下午，自治区公安厅张秀叫厅长亲自部署，乌鲁木齐市公安局长张彦勇、副局长张海、刑侦处长黄亚波率领刑侦处侦察员来到边疆宾馆，对边疆宾馆周围两公里范围内十几条巷子逐一进行搜寻，在新疆大学西侧保温材料厂院内的一个夹道，找到掩埋的“八一”式自动步枪。枪号，无子弹，枪的部件已拆散，但无一丢失。
起获的“八一”式自动步枪由乌鲁木齐市公安局进行鉴定，证实正是杀害徐水高炮团哨兵蒋鹏程抢劫的枪支，同时也是杀害北京德胜门外女烟贩许桂花、杀害石河子149团警长姜玉斌、民警时春勇，杀害边疆宾馆7名汉、维、回族群众的那支自动步枪。
9月7日，石河子公安局副局长周传强、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党新民、技术科长江援朝等人，带领民警并调来一台推土机来到石河子新安监狱，在牛棚附近挖掘李宝玉、傅克军尸体。
下午两点，挖出尸骸一具，距地面约2米深。
经与北京核对牛棚平面图埋尸位置，晚上8点挖出第二具尸骨，该地点距牛棚墙壁不到半米。
9月8日，自治区公安厅四处张卓敏副处长、石河子市公安局副局长周传强，带领侦察员，查找摩托车抢劫案中被害人的尸体及有关物证。由于白宝山描述的地貌待征明显，他们很快找到那条有水泥牛渠的石子路，找到棉花地和毛渠。毛渠附近有一个土堆，被害人王吉平的一只脚还露在土堆外边。
白宝山交代，在天池杀害吴子明后，将吴于明的身份证等物藏在一块大石头缝里。
9月7日、8日、9日，乌鲁木齐市、昌吉州、阜康市公安局的民警冒着雨加雪的恶劣天气，在天池风景区上方的马牙山下大锅底坑附近连续搜索了三天，没有发现吴子明的有关物品。
新疆公安厅及时将上述查证情况上报公安部。
二、把案子办成铁案
9月5日，新疆公安厅副厅长杨德禄及“97系列枪案”领导小组成员，果断地将白宝山、吴子明线索上升为一号线索，并向北京市公安局发出查缉通报。而后立即调整侦查部署，集中侦查、技术骨干，加强对白宝山、吴子明的知情人查访及物证查证工作。
杨德禄副厅长根据厅长张秀明的指示，要求区公安厅四处、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石河子市公安局及有关地区公安机．关，全力搜集整理犯罪证据，把案子办成铁案。
9月5日夜至9月6日，侦察人员分别深入新安监狱、石河子147团查访，并对吴子明家及白宝山、吴子明、谢宗芬租住地进行全面搜查。在租住房屋床下搜出第二条撬棍，并搜出白宝山的挂枪套（谢宗芬为其缝制）以及毛毯布边、酒瓶等物，为定案提供了新的物证。
新疆公安厅以确凿的证据，证实白宝山系“京、冀、新系列枪案”的主犯，证实吴子明系“97新疆系列枪案”的主犯之一，证实天池无名尸就是吴子明。
主要依据如下：
白宝山居住北京石景山地区，原籍河北省徐水县，曾在石河子服刑，此三地与“京、冀、新系列枪案”发案地点完全一致。
白宝山1996年3月7日刑满释放，1997年2月来到新疆，到8月16日始终在新疆活动，具备在京、冀、新三地作案时间。
白宝山前科犯罪有使用棍棒袭击被害人头部的手段，与北京石景山“3·31案袭击哨兵手法相同。
白宝山在服刑期间与同监犯人李清亮谈到出狱后的打算，透露回京如何抢枪，如何抢劫，作案后如何逃避打击，手法特点与其在北京、河北、新疆三地作案情况相同。其主观犯意与系列枪案犯罪的客观实施过程相符。
白兰山、吴子明具备作案交通工具——摩托车。
吴子明的血型、身高、体态、年龄与天池无名尸相同。
吴子明的牙齿特征与死者完全相同。
吴子明离家时的衣着，与死者相符。
吴子明留在住所的西服裤子与死者身上穿的西服上衣的缝制工艺特点、品牌、布料材质相同。
从吴子明住室内起获的葡萄酒瓶上提取的指纹，与死者指纹认定同一。
在吴子明家中查获的笔记本上记载的白宝山、谢宗芬住址分别与白宝山、谢宗芬现住址相同。
新疆专案组的技术人员对各类痕迹物证进行了鉴定。
在白宝山、吴子明租住的房间内搜出的绒毯残块，与乌鲁木齐市“8·19”案现场提取的包枪绒毯分离线完全吻合，属同一整体分离物。
在上述住所搜出的帆布残块与“8·19”案现场提取的提枪袋背带分离线完全吻合，认定为同一整体分离物。
在上述住所床下搜出的撬棍，与犯罪嫌疑人遗留在“7·5”现场附近树林中的撬棍种类相同，与犯罪嫌疑人打制撬棍情况相符。
犯罪嫌疑人遗留在“8·19”现场包枪袋内提取的毛发，经鉴定与吴子明血型一致，均为“o”型。
9月6日凌晨，北京公安机关在白宝山住所搜出5-4式手枪一支，枪号为，与新疆石河子“8·8”案件民警姜玉斌被抢的手枪抢号相同，经检验，系天池“8·26”案枪杀吴子明所用手枪。
在白兰山住所搜出7．62毫米步机弹，弹底标识与上述案件现场提取的弹壳弹底标识相同，均为75－81。
根据白宝山供认，在徐水起获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枪号与北京石景山“3·31”武警哨兵范龙泽被抢枪支枪号相同，经检验，系北京“4·7”、“4·8”、“4·22”及河北徐水“7·27”案袭击军警人员使用的枪支。
根据白宝山供认，在乌鲁木齐起获的“八一”式自动步枪，枪号与徐水“7·27”案被抢枪支枪号相同，经检验，系北京“12·16”案、石河子“7·5”、“8·8”案和乌鲁木齐“8·19”案所使用的枪支。
白宝山足迹与徐水案件现场遗留足迹认定同一。
1997年9月7日，系列枪案新疆专案组向新疆公安厅党委报送了《系列枪案侦破工作有关情况的简报》，报告了侦破白宝山案件的线索来源，工作过程和定案依据。
至此，“京、冀、新系列枪案”新疆方面的侦缉工作告一段落，新疆境内所设路卡全部撤消，此案画上圆满的句号。
三、经验及教训
白宝山案件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从表面上看，这是一起由抢劫枪支到抢劫财产的蓄谋的连续犯罪。案件引起社会严重关注，其一是罪犯在实施犯罪时，十分猖獗地连续袭击军队哨兵和人民警察；其二是罪犯残忍地连续杀人；其三是在公众场合明目张胆开枪抢劫，杀害多名各族群众，造成恶劣影响，细致分析，此案又与一般的抢劫杀人案不同，最主要的特点，是罪犯带有明显的报复社会的倾向。
罪犯的残酷是令人震惊的，他在监狱，只由于受了闲气，便不动声色地采用同样的方法，连续把两个犯人杀害埋掉。回到北京，抢枪的直接目标，是杀害他认为刁难他的片警。在狱中，他扬言出来就要杀人，甚至说到幼儿园去杀孩子。他杀了同伙人吴子明，唯一没杀害的谢宗芬，他也为她挖好了尸坑。从他的一贯性的思想看，抢钱是他的目标，但杀人也是他的目标，甚至是他宣泄自己，报复社会的更为重要的目标。这样，就不难解释，白宝山在实施抢劫枪支和抢劫财产的犯罪过程中，为什么会接连不断地杀人？这不仅仅是他作案的需要（如他所说，他扬言没有杀过无辜的人，这其实是一种苍白的狡辩），这也是满足他报复心理的需要。
世界上许多着名的大案，都有着相近的特点。
安迪·柯尔，先后杀害了27名大男孩，目的是为了在杀死他们之前，拼命地抽打他们，以宣泄对自己童年生活的不满。
保罗·诺乐斯原也是个盗窃犯，他从警察拘留所逃跑，在此后的4个月里，他疯狂地连续杀害了17人。
卡车司机萨克利夫连续勾引J女和普通女人，肢解并杀死她们，他肢解16岁女售货员珍妮引起极大的民愤，警方为侦破此案调查1300o余人，其中4000人的证词被记录。萨克利夫前后杀害11人，手段极为残忍，他自供是因他仇恨女性。
白宝山与他们不同，但报复心强、性格孤僻、有严重的心理缺陷，由仇视社会转而仇恨人类——这些特点却十分相似。
白宝山被捕后，刘晓辉经请示张新枫局长，就白宝山的犯罪原因等问题，对白宝山进行了一次特殊的审讯。
审讯长达8个小时。刘晓辉说：“这次我找你，是想跟你谈一谈怎样避免犯罪的问题。你是个做父亲的人，你有儿女；被你杀害的那些人，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有儿女。你是否想过，你的犯罪，使你的孩子，还有他们的孩子，都会受到什么影响？我们讨论犯罪的问题，就是为了避免再出现你这样的人，使我们的下一代不要再受到伤害。我希望我们能共同探讨，把你的犯罪根源，挖清楚。”
白宝山被捕后，比他在外边横行时要理智得多，给人的印象，你甚至觉得他始终是个很清醒的人。他的抱怨，如我们前文所述，主要在三个方面，第一，他对前罪的判罚不满，认为偷玉米打伤人被加判10年徒刑不公平；第二，女儿的来信使他深受刺激，发誓要为他们抢劫300万，让他们过上富裕日子；第三，派出所不给他办理户口和身份证，使他无法生活。这三条中，第一条形成了他的思想基础，第二条成为激发他犯罪的动力，第三条只是个诱因。可悲的是，像白宝山这样孤僻而固执的人，一旦确立了自己的目标是很难改变的。他的智力发达、体能充裕，内心残忍，这就更为可怕，对社会和他人形成极大的威胁。
白宝山的犯罪过程与他在新疆监狱中的预谋是完全一致的。从他在监狱利用当“零星犯”的机会，积累子弹，积累枪械知识，到他抢夺枪支，杀人，抢劫去新疆的作案经费，再抢短枪，实施抢劫140万巨款——整个过程一脉相承，十分符合逻辑。究其根源，仍与他的仇视、报复的心态连缀在一起。可以说，从他收集子弹起，他后来的犯罪就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当然，白宝山也有他的两重性，这主要表现在对待他的母亲和大弟、仍保持着一份亲情。再有，如他所说，在他刚刚出狱的时候，对生活前景曾抱有过一段短暂的希望。20天后，他抢了热电厂武警的步枪，这个希望已彻底混灭了。
刘晓辉处长花了大量时间，从白宝山所犯第一起案子，一直谈到最后一个案子，包括所有的作案细节，在分析白宝山犯罪的心理过程的同时，从侦查学的角度捕捉白宝山个案中的普遍意义。
通过这次审讯，刘晓辉依据白宝山的供述，总结出涉及狱政管理、公安基础工作、重点人口管理、快速反应、盘查堵控、专案调查、缉捕项工作的33条经验教训，呈报公安部领导，送达新疆公安厅四处和北京市公安局二处。
北京、新疆方面均认真进行了研究，并制定了相应的措施。
采访张秀明厅长是新疆下第一场雪的时候，我从昌吉市返回乌鲁木齐。路面冻得像镜子，司机小心翼翼，不能踩刹车，否则就会横着滑出去。
在张秀明厅长的办公室见到他。张厅长身材较高，戴眼镜，是一个很有激情的公安高级干部，谈话间，会把眼镜摘下拿在手上，在房间里来回走动。
他告诉我，他是新疆最大的警察头子，然后笑了。
新疆“8·19”案件发生时，他派杨德禄、张彦勇、张海去现场，他在指挥中心掌握整个动向。这天之后，他和杨德禄副厅长，买买提·肉孜副厅长，天天碰情况，分析案情，做出决策。“8·19”大兵团围追堵截、出兵石河子、147团挖地三尺、天池无名尸一追到底，这些关键性的环节上，张厅长坚持一条：厅党委定了的事，就要坚持下去不动摇。
张厅长说，动用警力，该动用的就要动用。很多工作都不是徒劳的。这次我们大约动用了六万人次的警力，不过过筛子，心里踏实不下来。面上的工作，要配合重点工作，这方面丝毫不能含糊。
案子破了，张厅长说，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深思，总结胜利也要总结哪些地方存在失误和不足。
他认为，这次案件的侦破，充分发挥了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作用，运用了现代技侦手段，体现了基层民警闻风而动雷厉风行的威力。同时，这又是各地区协同作战，各警种互相配合所取得的成果。各地区协同作战，缩小了各地区的距离，缩短了时间差，把犯罪分子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一旦突破，迅速将犯罪分子予以捕获。
张厅长说，各地区没有理由封锁消息。相互协作，这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刑侦格局。我们警察站在全局利益上想问题，实施好每一个工作环节，打击犯罪，保护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这是实实在在的贡献。这个案子并案之后，无论北京还是新疆，都为案件的破获，立下了汗马功劳。
他告诉我，新疆警察是很厉害的，一声令下，指到哪里就能打到哪里。他们付出的很多，条件艰苦，没有节假日，不分白天夜晚。下边的基层民警是这样，各级领导也是这样。大家都没休过星期天，星期天是我们分析案情最好的时候。
这个案子前后17天（指“8·19”案发后），惊动了全国，过程圆满，没留下遗憾，没留下尾巴。各地方的工作是综合的，公安部的协调作用不可少，北京、河北、四川共同行动，石河子公安局按照区厅的部署，一步扣一步，这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案子在新疆处理，有个大局问题，部里充分考虑了这个大局。
案子的性质十分恶劣，犯罪分子直接把矛头指向国家机器，侵害对象是我们的军队，这是公然的挑衅，是决不能容忍的。
为什么他能够在监狱里杀人？这说明我们在监狱管理、犯人改造方面还存在着问题。我们的改造政策，改造过程中运用的手段，如何把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显然做得不够。我们把战犯都改造了，决战不一定在战场，在人心的征服。为什么会出现白宝山，从初犯一步步到恶贯满盈的家伙，到杀都不足以平民愤的家伙，这是最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侦破案件，使犯罪分子得到惩罚，这是我们公安机关的硬指际，案件要破，要公布于众。公安机关破不了案子，老百姓不答应。同时，我们也需要社会的各个环节发挥作用，各司其职，使社会良性化。没有矛盾不可能，犯罪必须打击，但有矛盾，不应该使它激化。
张秀明原籍山东，在新疆长大，他毕业于新疆大学，父辈是老公安，对新疆很有感情、张秀明早年在公安系统工作，后来调到地方上，当过多年的市委书记、地委书记，在喀什工作了8年，他是民族问题专家。调回公安厅担任厅长，后来担任新疆党委常委，他在新疆治安的综合治理上，是个强劲派。
采访杨德禄副厅长，是在整个采访工作将要结束的时候，前期只是泛泛地谈谈，他就把我“发”了下去，告诉我，我们没什么好写的，多写写我们下边的民警，他们的工作很辛苦。
杨厅长祖籍天津，家在天津天后宫一带，是天津的老户。他16岁当公安兵来到新疆，很快就转到公安上，1960年开始接触刑侦工作，从基层一步步升为主管刑侦工作的正厅级副厅长。
给我的感觉，杨厅长平易，在刑侦系统威信很高。他的威信来自他的人品，更重要的是他在业务上要求严格，眼睛里不揉沙子。下属既不怕他也怕他，案子说不清，线索根据不足查得不细，到杨厅长面前是过不了关的。
杨厅长告诉我，侦查工作，没有常胜将军，不都是过五关斩六将，麦城也要走不少。功夫做到了，也重视了，就是没破，这样的案例也是有的。这项工作不像有的侦查通讯上写的那样，从开头到结尾都英明，实际上这项工作很辛苦。
杨厅长不希望新疆的案子多起来，但出了案子，工作来了，他会想得很周全很细致，安排下去，组织侦察人员侦破它。
关于白宝山案件，他从业务角度说得多。对于新疆，这是个典型的刑事案件，他的思路，始终砸在寻找罪犯的落脚点上。“8·19”案发到9月5日白宝山被抓获，整整用了17天。新疆方面对案件的基本判断，重点区域的划定，几处现场特征的捕捉，物证的运用，以及并实后的工作，都是准确的，没走大的弯路。
杨厅长说，最早两起涉枪案件，在149团杀了我们两个警察，引起厅里的重视，派张卓敏过去参与工作。一周多，无重要进展。当时乌鲁木齐对外经济贸易洽谈会要召开，北京十五大要召开，这是一个不安全因素，所以召开了8月18日的会议。张厅长要我出面，上上螺丝，我出面都是上螺丝。会上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在141与149团的中间地带可能有一处落脚点；二个是防范他们到乌鲁木齐来作案。要害部门、银行系统、重要人物的安全工作都做了布置。结果他们第二天就来了。当时案子还没跟北京连上，部里调子弹，开始我的指导思想是立足本地解决问题。新枫、晓辉打电话，认为并比不并好，并上条件多一些，并不上对新疆的工作也无大影响。送弹，结果并在了一起，当时就意识到责任更重大了。“8·19”案件，在新疆就是有史以来的大案件，和北京一并案，影响更大，压力更重，当然，破了案子，挽回的东西也更多一些。全国并案会开得很好，成功，高效。新疆有大量的物证，有目击者，这是破案最基本的条件。新疆是重点，这是责无旁贷的。时间不由新疆决定，部里要求十五大前破案，不然罪犯带着枪支蹿回北京不好办。这时离十五大召开还有10天左右。我说案子能破，这有把握，但限期在十五大之前，没十分把握。最后定的调子是十五大前取得重大突破。结果比预想的好，白宝山在十四届七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晚上抓到了。
这个案子，新疆方面我出面，代表厅党委抓总，组织了领导小组，制定方案；晓辉留下，代表部里协调督办。
石河子派张卓敏先过去，研究开会布置。不久阜康消息过来，我和晓辉去了天池。把死亡时间定了，倾向于内部火并。回来向张厅长汇报。他说，暧，老杨，这肯定是北京人把我们新疆人打死了。我也有这种感觉。找尸源，让法医整理一下，尸体像个鬼。147团找，兵团找，不能离开重点。
兵团开一个会，王汉儒副司令主持。兵团是半军事化，这个会议很重要。这样下边能动起来，能召集起会议，不能只是个别走访。晚上，我和晓辉在石河子，马荣市长请吃饭，说起这条线索。一个北京犯人要子弹打野猪。地方上的领导人了解信息范围广，一般是他听了认为重要，反映过来。结果这条线索查出了情况。
总结整个破案过程，正面经验，反面教训，应该说都有一些。
第一，得到了各级各地公安机关直至公安部的绝对重视，哪一个环节都是绿灯，黄灯都不许有。部里始终抓住没放松。
第二，没走大大的弯路。分析建立在现场情节、现场特征的基础上。重点区域，重点人员，没有太大的偏差。
第三，新疆方面，体现了厅党委的集体领导，张厅长、买买提·肉孜副厅长，包括其他党委成员，整天在想案子怎么突破。张厅长从头到尾都在指挥，通过我，贯彻党委的意图。我的想法天天向他汇报，商量、研究指挥思路、决策，整个侦破过程都是张厅长在指挥协调。
张秀明厅长做事干脆果断，定下的东西一抓到底。不喜欢粘粘乎乎，干就干出个名堂来。
第四，判断犯罪嫌疑人可能是复员兵，可能参加过越战，这个判断始终没有放弃。这是根据现场特征做出的，对方心理素质这么好，枪法准确，一举枪倒一个，标准的军事动作，单手开枪——虽然白宝山不是复员军人，但在划定侦查范围时，这一块不能丢。
第五，教训方面，8月18日会议，分析到敌情，但没想到边疆宾馆这样的地方，是个缺欠。“8·19”那样大的现场我们刑警没遇到过，应该规范一下，哪些人应该到现场，哪些人不必到现场。埋藏枪支、赃款，到水上乐园去躲避，这是我们没想到的。另外，部署到位，落实扎实的工作方面也有欠缺。客观因素有一些，刑侦骨干队伍素质的提高、基层民警侦查的素质的提高是一个课题，这牵扯到公安的基础工作了，是个长期任务。
总归，“8·19”案在整个的侦查过程中，新疆打了一个漂亮仗。
采访张新枫时间上最短，因他马上要去开一个会议。
他认为这个案件的侦破，最主要的一条经验，就是走群众路线，是依靠群众，群策群力而取得的成就。如果说有不足，也正要是依靠群众依靠得不够。侦破这个案子，不是哪个人有多么神，这是集体的力量。
犯罪分子很凶残，在北京作案影响大，袭击部队，搞枪搞武器，当时有多种分析，不能排除他有针对军队的企图。
犯罪分子总会犯错误，他离开北京到新疆作案，是他最失败的一步棋。他从北京到新疆，在新疆打响，我们抓住了破案的时机。
井案会上、正确划定了一个北京人，一个新疆人，二人的关系，很大的可能是一同劳改过的狱友。地点，重点划定在石河子147团附近。分析都很充分，预感到案子能拿下来。
一个关键地方，犯罪分子把枪包扔了，我们找到缝鞋匠，这是新疆精彩的一笔。我们去了这个现场，当时犯罪分子还在准备阶段、这是确定犯罪分子落脚地的重要依据。
案子跨度大。案子破了，是拼出来的。赶在了9月5日七中全会开幕那一天。我陪白景富副部长到石景山，到京西宾馆见到陶驷驹，向中央领导报告，中央领导非常高兴。
这个案件的侦破，不是偶然的，由于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逼迫犯罪分子无路可逃。这是各地区抓紧工作的结果，是方方面面的专家对犯罪分子深入刻画的结果，是千万基层民警共同努力的结果。
对这个案件的认识过程，北京经受的曲折比较多，这有个对案情的认识不断完善、不断深化的过程。犯罪分子暴露一次，才能增加一些条件。没有北京的长期工作，怎么能迅速认定犯罪分子一个北京人，一个新疆人？没有大量的前期工作，这个认识是得不出来的。
犯罪分子胆大，不慌，凶残。是初犯吗？是新手吗？显然不是，各方面都像跟我们打过交道的人。为什么上新疆，因为熟悉。为什么熟悉？在新疆劳改过。北京人在新疆劳改过，去找他过去的狱友。这种分析，是站得住脚的，是科学的判断。
我们有些工作，甚至大量的工作，看上去是徒劳了，一些判断后来被否定，这也有其正面的效果。
有了大量的由现场提供的线索，就觉得这个人到头了。虽然还没抓到，但在心里，他已经活了起来。
并案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可以集中大家的智慧。我们付出过代价，拿出来的是反复过多次的认识。这个认识，就具有价值。
张新枫最后仍归到他的主题上去，强调，案件的破获，最重要的是走了群众路线。他说的这个群众路线，是指走了依靠专家、依靠各地方公安机关、依靠千万基层民警、依靠各地方政府的群众路线。集中了各地的优势，集中了大家的智慧，集中了各地的条件，从而破获此案，取得大捷。
四、审讯白宝山
白宝山被押解到新疆接受审判，这是公安部经过多方考虑，作出的决定。白宝山在新疆的案件社会影响面大，他在新疆也杀人最多，特别是“8·19”边疆宾馆案，死伤者涉及到多名各民族的群众。在新疆公开审判，有利于新疆的安定，有利于民族团结，这也是新疆各族群众的愿
望。
1997年12月3日，区厅四处靳鹏、乌鲁木齐市局刑侦处张镇、王炜奉命到北京押解白宝山。
白宝山在北京监狱的“特号”关押，押解必须保证绝对安全。在对白宝山案的预审和查证上，北京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们毫无保留地把预审笔录、北京及河北徐水六案的卷宗及其它物证移交给新疆警察，表现了全国一盘棋的大局意识。
但对于去新疆接受审判，白宝山存有顾虑。本来，他与北京警察配合得是不错的，犯罪事实也交代得比较清楚，但他心里始终嘀咕，审判地会不会放在新疆。
他的思想顾虑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他知道他在边疆宾馆打死打伤了多名少数民族群众，害怕到新疆在监狱里遭到少数民族犯人的报复。第二，他希望他的案子在北京审判，判决前，他还能见一见家人。因此，从一开始，他就对去新疆抱着抵触的态度。
稳定住白宝山的情绪，做通他的思想工作，这对安全押解是一个重要环节。
两地警察耐心做白宝山工作，向他讲清，北京警察和新疆警察部是人民警察，是同样的执法者。我们针对的是你犯的罪行，不是针对你这个人。谁犯了罪，也要按照法律办事，在北京，在新疆没有区别。你的案子在新疆的影响大，你在那边杀人多，抢劫主要也是在新疆。所以回新疆审判是必须的。你犯了罪，能够认罪，好汉做事好汉当，就不应该害怕到你犯了罪的地方去审判。
新疆的警察与白宝山做了接触。北京的警察进一步讲：你看到了，新疆的警察也很好，他们不会歧视你。大家都希望你能够继续配合好，安全地、平安地到达新疆，把最后这段路，圆满地走下来。
押解工作，北京方面做了周密的安排。
从看守所出来，警方给白宝山戴上面罩、手铐、脚镣，一路上8辆汽车，前面警车开道，把白宝山、谢宗芬等要犯押往飞机场。
民航方面已联系好，靳鹏等人押着犯人直接来到停机坪，在普通旅客之先登上飞机。白宝山押在后仓，谢宗芬在前仓
白宝山没坐过飞机，飞机一起飞他就怕了，抓开面具要上厕所。张镇和王炜架着他过去——他们也紧张，担心在飞机上出事。还好，飞机平稳之后他安静下来。张镇把他安置在靠窗的座位上，把遮阳板放下，给他扎好安全带。飞机飞行过程中，让他吃饭，喝饮料，但告诉他，为了不影响别的乘客，尽量不要再上厕所。
3个半小时之后飞机抵达乌鲁木齐。自治区公安厅四处的警察、乌鲁木齐市局的警察来到机场，机场还聚集了十几家新闻单位的记者。白宝山等人押解下来，仍戴上面罩，直接上了警车。路上十几辆车随同，开到乌鲁木齐看守所。
白宝山刚到乌鲁木齐时，抵触情绪仍大。预审科的同志分析，不要过高估计白宝山。他也像普通犯人一样，认为自己死是早晚的事，抱怨自己从小没享过福，做这么大的案子，并没享受过。这说明他有着普通犯人一样的心理，虽然在杀人时不眨眼睛，但面对死亡，也眷恋这最后的时光。
为了做好白宝山的工作，看守所尽量为他创造些条件，买了新被褥，换了洗漱用品，伙食上也常常为他做些改善。白宝山刚押过来，戴着手铐脚镣，第二天，看守人员就把他的手铐打开了。这是一种待遇，也是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为他在生活上能够更方便些。
来到新疆，他所担心的事情并没发生，新疆警察和北京警察一样，以法律为准绳，人道地对待白宝山，在各方面，尤其在生活方面，对白宝山都是很关照的。白宝山踏实下来，在新疆的预审过程中，他能够积极配合，从而保证了对白宝山的审理工作的的顺利进行。
白宝山、谢宗芬持枪抢劫杀人案由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于1998年3月3日上午10时正式开庭。
审判长由孟潮担任。
在庄严的国徽下，白宝山戴着手铐脚镣，站在被告席上。
审判长对白宝山在北京、河北、新疆所犯15案逐一进行了法庭调查，依次是：袭击高井电厂哨兵抢劫枪支案；枪击装甲兵司令部哨兵余启明案；枪击巡警孟彬、肖远、王建庆、姜书启案；枪杀“八一”射击场哨兵赵长文案；枪杀涂水高炮团哨兵蒋鹏程击伤霍建军抢劫枪支案；抢劫辛集、石家庄市场未遂案；枪杀德胜门女摊贩许桂花抢劫烟款案；袭击奎屯哨兵未遂案；袭击141团“人影库”案；杀害王吉平抢劫摩托车案；枪杀民警姜玉斌、时春勇抢劫枪支案；边疆宾馆杀害7人击伤5人抢劫人民币138万元案；天池杀害吴子明案；服刑期间杀害李宝玉案；服刑期
间杀害傅克军案等。
法庭出示现场照片、杀人工具、现场物证，宣读被害人证辞和目击证人证辞，白宝山对上述罪行供认不讳。
谢宗芬供认了跟随白宝山去辛集、石家庄实施抢劫（未遂）的经过，供认了数次跟随白宝山提取枪支、赃款、缝制挂枪袋等参与犯罪的过程，但她认为，她失去了自由，这都是在白宝山的胁迫下不得已的行为，并在法庭上宣读了她的悔过书。
白宝山的辩护律师在辩护中认为，白宝山所犯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就白宝山的认罪态度较好，并表示悔过，提请法院予以注意。
白宝山在做最后陈述时，显然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这是案件审理中，他第一次流下眼泪。
白宝山说：“我犯了死罪，我最初抢枪时就想到了。我想给后人留几句话：犯过罪的人别学我，好好接受国家的改造，犯罪是没有前景的。我也希望，政府对劳改（释放）犯别歧视。我犯罪的主要原因是对前罪的判决不服，那时我想，如果判我20年，我出来杀成年人，如果判我无期，我老了，出来没能力杀成年人，我就去幼儿园杀（孩子）。我还想说一句，谢宗芬做的一切都是我强迫她干的，我杀她是早晚的事。我给她11万，是为了堵她的嘴。我犯了这么大的罪才有权力在这儿讲几句话，这个代价太大了，（那是）多少人的鲜血换来的今天……我对无辜死亡的人……（哭）……说声对不起……（哭）希望以我为诫，不要做一个对社会有害的人……”
谢宗芬的辩护人在辩护辞中说：谢宗芬的行为是在白宝山的胁迫下做出的。胁迫有轻度、中度和重度胁迫之不同，以侵犯他人财产或隐私为手段，是轻度胁迫；以伤害他人身体为手段，是中度胁迫；以杀害他人生命为手段，为重度胁迫。谢宗芬所受的是重度胁迫，是以杀害她及她的全家相威胁。谢宗芬的行为是在其所受重度胁迫不得已而从事的行为。对此，希望法庭在量刑上给予足够的重视。
谢宗芬在自我辩护中说：“我是农村妇女，不懂得法律，都是白宝山逼我那样做的。他打我，骂我，我不听他的，我和我的家人都有生命危险。我上有老母，下有一双女儿，请求政府从宽处理……”
然而，法律是严正的，法律也是无情的。
法庭庄严宣布：白宝山犯有杀人罪，抢劫枪支罪，抢劫公民财产罪，情节特别严重，影响待别恶劣，危害特别巨大，依法被判处白宝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同案犯谢宗芬犯有抢劫罪、包庇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
白宝山的大弟，免于刑事起诉，无罪释放。
1998年4月，一声清脆的枪声，结束了白宝山罪恶的生命。
后记
白宝山的案子已经过去了，无论这个案子影响多大，总归已成历史。
犯罪总是令人厌恶的。它给社会造成破坏，给他人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惩办罪恶是法律的神圣职责。
白宝山案件，留给我们一些什么呢？
天生的罪犯是没有的。由宝山一步步走向犯罪，有他的思想根源，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白宝山的思想脉络分析起来很简单，但背后的原因并不简单。并不像他反复解释的那样，由于对判决不满，出狱之后便抢劫杀人。白宝山始终不肯承认，他由普通盗窃犯发展成罪恶昭着的杀人犯，一个中间环节至关重要——那就是由宝山在监狱里两次谋杀狱友。这与他的本性有着直接的联系，我们只能认为，他有着凶残和懦弱的双重性格。白宝山回到社会上，先后杀害了十几条人命，按照他的说法，他不抢劫杀人，就无法生活（不是生存意义上的，包括心理意义上的
），我始终怀疑，他有嗜杀癖的倾向。在法庭上，他并不敢正视这一点，他极为不适地把责任全部推给社会，正说明他的懦弱。白宝山这样的犯罪分子，犯罪智商很高，个人素质却极低，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们本身就是包含着种种矛盾的怪胎是动辄杀人的狂妄分子。
的确，白宝山有着超一流的射击技术，有良好的体能，极强的心理素质和一整套严密的反侦查手段，是建国以来所罕见的。他连续袭击军营，袭击警察，在大型公众场合公然作案，也为建国以来所少有。然而，法律是严正的，经过一年半的较量，白宝山最终也难逃法网，在北京、河北、新疆、四川警察的协同作战下，白宝山这个破坏力极大的犯罪分子，终于走上了彻底覆灭的道路。
新疆警察是很令人敬佩的，回想起他们来仍觉得很亲切，张秀明、杨德禄、黄亚波、周传强、张卓敏、单笑夏、江援朝、龚兴言、彭建国、靳鹏、何强、江笑天……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新疆的采访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在此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靳鹏是个大个子警察，身高一米九，驾车时要把座位后推半尺，采访中很长时间都是由他陪同我。他有过光荣的经历，在一次追剿暴力犯罪团伙的战斗中，他险些就被歹徒引爆炸死。
张卓敏几乎总在新疆南北到处奔波，一忽儿在巴州，一忽儿在阿克苏，一忽儿又到了喀什——哪里有大案子他就出现在哪里。张卓敏患有糖尿病，为人却很乐观。有一个冬季，他去南疆追逃，时间紧迫，他只好一面通知当地刑警队，一面亲自上路设卡，雪夜拦截歹徒车辆，被同行们誉为“处级卡”。
在石河子，周传强推开其他工作，细细叨叨地跟我从下午一直聊到晚上10点；江援朝陪我到沙漠边缘的149团看姜玉斌被害现场，归来路上天已快黑），发现一辆被通报的可疑车辆，立刻上前拦截——使我体验了一次“临战”的感觉；龚兴言告别时拱拱手，我知道他是说，拜托了，希望你把大作写好。何强好讲“怪话”，诉说一阵下边基层工作的苦衷后，一摆手说，行了，我这里什么意见也没有了。
在乌鲁木齐，张彦勇请我吃饭，告诉我说，乌鲁木齐在大案的侦破上没有欠账——这足以反映他的刑侦队伍的综合能力，他十分满意。黄亚波说，我们会犯错误，犯罪分子也会犯错误，日宝山错误比较少，我感到，这是个对手。单笑夏酷爱刑侦工作，他在日记中处处都能体现出他对不断侦破案件的渴望。
刘晓辉给人的感觉永远都在忙碌，风尘仆仆，在全国各地飞翔。他已不在五局一处，调到反走私的最前线——海关总署反走私犯罪侦查局工作，依然很少呆在北京，依然要全国各地到处跑。晓辉对刑侦工作的感情笃深，他说，他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在刑侦一线共同战斗过的朋友。
写完这本书，我觉得完成了一项沉重的任务，不知道我的朋友们会如何感觉，也不知道我是否兑现了我在采访时的承诺——在我的视野之内，我将如实地反映整个案件的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