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清明，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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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时祖父的葬礼首先是定下葬日子。在老家，这种日子要请风水先生来定，此前堂伯范文诚过世，请有看地先生看过日子。于是，4月4日，母亲与堂哥范大君商量请原来的风水先生看日子，说了祖父的生辰八字，让他在4日、5日、6日这三天之间选择一个日子。后来，风水先生选了4月6日那天，上午十一点入土。
4月5日要为祖父守灵一个晚上，方能第二天下葬。守灵需要请唱歌老师、鼓手队，当晚陪灵，唱歌老师要选六七十岁以上的老者，这个在当地一般都有几人结伙的小班子，四五人，一个晚上五百元，包三餐酒肉菜，外加两条烟及小礼品。
另外，还要请鼓手客，约四五人，为丧礼敲锣打鼓、吹喇叭助兴。要请做法事的师公，是一个50岁左右、能吹会侃的壮汉。
4月4日上午，我去镇上买日用品，如炮仗、香纸，装点墓地用的仿真花等装饰。还有订购需供全村150—200人左右需要的酒菜、糖果，厨师用来烧菜的佐料。我跟市场上猪肉摊老板订购三天用的猪肉约200斤，租用十多桌厨具、碗筷、条凳等，所有的东西，无论大小都租用或购买。整个费用花费近万元，好在用不完的可以退货。
当天下午整理老宅的清洁卫生，老家多年未有回去，房间、场地都要重新清洁整理。晚上继续与堂哥商量如何操办接下来两天的正事。
4月5日上午，请堂哥及村民帮搭建灵棚，架构户外厨房，清理户外场地，用来摆设酒宴及来客休息。
十一点左右，将祖父的棺材老屋从堂哥的仓库里拉运至上村，这棺材是祖父生前订购的，那时大约是2010年，清明节前后，祖父90岁，回老家扫墓，在镇上定做的。那一年，他还选了一块自己看中的风水宝地，墓地背靠村落最高一座石山，这石山唤作寨子山，据说是当天打鬼子的时候，村民上山安营扎寨上过的。那是一座青石山，易守难攻，当年在山上可以从上面滚石头下来。
墓地左右各一低矮石山，在祖父看来，这墓地在风水上成为太师座。背靠石山，面对村落及一条公路，可以守望村落，看得到村人出入，不感觉到孤独。
中午时分，姐夫帮忙将祖父骨灰盒从城里运回，灵车进村时，请了师公、鼓手队在村口做法事迎接。做法事时，捧一茶盘，里面放四方肉一坨、冷饭团一碗，生米半斤，酒水三杯，火纸一叠，红包两个，活鸡一只，灵车停在村口，见那师公穿了道袍，手持锲，嘴里哼哼唱唱，念念有词，以打油诗的方式说些祖父生辰往事，又说了好些祈求祖父灵魂叶落归根，祝福后人兴旺发达之类的吉利话，说唱之间，又占卜打卦，以示仙灵。道场过后，安排杀活鸡祭奠，燃放爆竹。尔后，一路敲锣打鼓迎接祖父回老宅。我作为孝孙捧遗相，我哥捧骨灰盒，一路燃放炮竹，众亲朋一路簇拥迎接回家。
将祖父骨灰接回家后，我们先将遗相、骨灰盒用小桌子放火，设一香火坛，煤油灯一盏、香烛两支，寓意为香火不断。其后，众亲戚一一轮流烧火纸跪拜祭奠。按风俗，亲戚或村民前来跪拜祭奠时，作为孝子、孝孙要在对面跪着回拜以示感谢回礼。因为我的父亲范文科年纪较大了，没有让他跪拜，只有我弟兄姐妹来回拜了。
下午，四五点开始，报丧通知来送终的亲人朋友陆续赶来，不时响起爆竹声，人群渐渐热闹起来，人声喧哗，之间还夹杂哭泣、叫喊声，寒暄，以及起起伏伏的跪拜、入座，请吃烟，请喝茶等等。范村人要讲究礼节，不论亲疏，来祭拜的一律一视同仁，男客要请吃烟，女客、孩子要请糖果，无论男女老少一律上清茶。
我们还请来了村中退休的小学校长，帮写挽联，一共写了五副挽联，挽联的内容根据祖父生前经历、往事来写，很多内容不太记得了。只记得其中一幅对联，是祖父生前写的，那是文革期间，在农村改造的时候的一年春节，祖父有感自己的身世遭遇，写了一幅“光荣委屈已感受，幸福生活须再来”的对联贴在大门上，以此表达对坎坷经历的感概及幸福生活的向往。然而，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就这样一幅普通的对联引起不怀好心人的歪曲臆想，在一次批斗中，有人说是副造反的对联，是不满组织对他改造而发牢骚，是“期盼蒋介石重新打回大陆，以便重新带来幸福生活”的寄托。在那个荒诞不经的年代，因为这幅对联，祖父及家人被批斗了好几次，这在当时几乎是家喻户晓的怪事了。
依稀记得在4月3日那天晚上，村民集中在堂哥范大君家中，为堂伯范文诚守灵，一大群村民聚集在户外平地上，一边喝茶、一边聊家常，其中聊到祖父过去的一些往事。说到以上的对联之事。聊天完全开放的，无拘无束，有什么说什么，毫无顾忌，也毫无主题，但大多是过去的往事，祖父总是故事的主角。在座的大多数对祖父是同情及钦佩的，说到他时，大伙热情高涨，一面说起过去的社会的艰辛及运动的残酷，一面也说起对我们家庭的同情、叹息及可怜。祖父比他们大二三十岁，是在座大多数的叔叔或伯父。祖父那时四五十岁，他们那时二三十岁，虽然事隔多年，他们依然还隐约记得，一齐哀叹过去的荒诞，唏嘘现在的太平。
其中一幅对联是说祖父昭雪平反的，对祖父一生经历的概括也极为到位，但若写出来，恐怕不太好，毕竟那段历史已经久远，人们对此已经淡忘，若再重复旧账，不免有些夸张出格了，虽然能为祖父扬眉吐气一番，也会刺痛当时在场的某些人，毕竟他们的父辈有些参与了当年批斗，如今若是再提当年，不免有伤今天的美好和谐。但我也有自己的一点私欲，希望能引起一些人的反思，于是主张将祖父原来的对联换了其中两个词眼，意思仍就为祖父的初衷意愿，“光荣委屈多感受，幸福生活已再来”，“须”换成“已”，转眼数十年过去，换了美好人间，如此也算是弥补祖父当年的遗憾，这也是祖父一生最后的期望和夙愿。
办丧事期间，守灵的那天，我从县城请来了一只表演乐队，一共五人，表演洋鼓、小号、萨克斯，还有滑稽歌舞，以增添现场热闹气氛，价格约1000元，含当天晚上及第二天白天送葬，外加香烟两条，表演时上台的红包若干。
晚上守灵时，因为有村民父老乡亲相陪，故而不感到那么冷清，看节目的人大多数是上了年纪的人，带着小孩。晚上有茶、饮料可以享用，还派发糖果、饼干、糕点，给他们夜宵食用。
其中还有一批年青人，男女都有，挤在一间屋子里玩牌，他们围坐一团，席间香烟烟雾袅袅，人声鼎沸喧哗，我好奇围观了一会儿，看得出来他们玩得挺大，一盘下来，输掉几十、一两百是很正常的事情，一夜下来输的少的也有一两千，多的达四五千，据说，有一次，春节期间，有人一夜之间输掉万余元。
玩牌赌博，几乎是村民每次红白喜事上的必备节目，上一次，堂伯去世时，也见有一大波青年人围聚在一起玩牌。当天晚上，一大帮年青人玩牌，玩到凌晨才渐渐散去。这样的场面已成为农村一股屡禁不止的歪风邪气，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守灵到十一点，大部分村民渐渐散去，到凌晨时分，陪客席上空无一人。陪客只剩下一些至亲家人，此时，堂鼓开始响起，唱歌老师开始唱孝歌了，唱的是湖南官话，浅显易懂，这歌曲是熟悉的，那是故乡的一部分，是童年记忆中的一部分。
那天夜里，透过幽怨的歌鼓声，我仿佛又回到过去童年。那时，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偶尔会传来堂鼓声，悠远而优美，像是催眠曲，小时候我常常跟着父亲去祭拜逝去的长辈，烧纸、磕头，坐着等主人家上茶，发放糖饼、花生和红瓜子，听唱歌老师唱歌，唱得激越高扬，他们唱亡者的往事、唱《水浒》、《三国》、《西游记》里面的经典故事和片段，既没有章法，也不讲严格的格律，全部以打油诗的方式，为逝者作陪。因为有了这些夜歌，冲淡了哀伤，而变得欢快而快乐，大伙们静静地听着，不时发出爽快的笑声。
中间也会有一问一答，一唱一和的对歌。唱歌老师唱，老李师傅，你从哪方哪路来？那师傅答，我从东方东路来。又问，你从东方东路来遇上何人，他对你怎样讲来怎样说？答，我从东方东路来遇见个看牛大哥，他对我这样讲来这样说..二人一唱一和，细数逝者的生前往事。
堂鼓传来邦邦邦邦邦邦邦…，鼓声连连。夜越来越深了，这时主人家要给老师们敬上香烟、苦茶，以驱散困倦，他们一边说莫讲礼貌，莫讲礼貌，一边用手去接那香烟，手上香烟没抽完的，接了顺手夹在耳后，上一只抽到还剩烟屁股的，接了顺着点燃继续抽着，灯火昏暗，他们半眯着眼，夜越深，声音渐渐散淡起来，歌声悠悠，鼓声幽幽，凉风起了，老师们裹紧衣服，往炭炉边靠得更紧一点。
后来，我想，祖父他的笑着坦然地离开人世是有道理的。他在生时肩负重担而行，离世时一身轻松，了无牵挂。像他那样一位饱经风霜，几经沧桑的老人，竟也无法预料到身后之事。可问题是，谁又能预料得到呢？
比如说，自始至终，我都没有弄明白，他为何会与我的伯祖父范爱新结为亲家。在当时的环境下，祖父带着一顶右派帽子，旁人唯恐躲避不及，他们毫无尊严和人格可言，四个女儿及内人低着头，弯着腰，战战兢兢的苟且活着，宛如几只在风雨中走散了的羔羊，正抖抖索索在群狼之间，沿着它们指定的道路趔趄行进。
那时他的族叔范爱新养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一家老少十几口人，在村里算是一个人多势众的大家庭。爱新自己是个读过一些古书的文化人，书法水平高，当过几年范村村长，在村民心目中有一定的威信，在乡里有一些名望。或许是因为我的父亲愿意上门入赘。我的父亲是他的满崽，按照当地人的说法和村里祖辈遗留下来的风俗，常常是满崽出继或入赘到族亲为子。那时父亲身材瘦小，性格懦弱，一大把年纪了还没婚娶，或许是祖父看中了他们家的人多势众，如果两家结合，可为当时的艰难处境带来一些庇护，至少旁人不会轻而易举地随意欺负，于此，让父亲上门，确实是一门一举多得的联姻。
后来，据我的母亲说，当时他们二人已订婚多年，但尚未正式迎娶。婚姻的媒人是同宗的一个远房叔叔，几经撮合，终于定了婚，期间因为家庭身份的问题，又拖了两三年，直到，我的奶奶患胃出血，却无钱医治，四处求援，却无人敢响应，在这个节骨眼上，父亲一家义不容辞地拿出八十元救命钱，给我奶奶治病，虽然未能挽救她的生命，但他的义举还是打动了我母亲的芳心。或许，她当时也并非心里完全愿意，只不过迫于形势，迫于情面，最终同意了这门婚姻，祖父也要求父亲带房屋基地入赘上门，才勉强愿意。这样是我在后来，听到父母吵架时，母亲常常提起的那一个约定：即父亲是答应带房屋基地一块入赘上门的。
当年，祖父带着四个女儿，在村人、族人的帮忙下，简单安葬了亡妻后，隔了半年方才同意我父母二人办酒成婚，当天简单地摆了几座酒菜，邀请双方的族人，亲友吃了喜酒，拜堂成亲。
后来，据村里的长者讲，父亲当初带房屋基地入赘女方家是村里史无前例的事。一般来说，能让男方入赘上门的女方家，都是豪门大户，家里田产，物产丰富，生活宽裕，需要男丁上门帮延续香火。但对于祖父及母亲当时的政治境遇，让别的男方入赘上门恐怕是想都不敢奢想的。更何况是父亲一家也是村里的强族大户。我猜想，父亲之所以这样，一方面是他本人的善良老实，为人本分，另一方面，也是他的父亲，我的伯祖父思想开明，行为勇敢，此外，与祖父的为人正直也是分不开的。父亲的入赘上门，似乎引起了祖父一方族人的不满，他们不希望他的女儿们留在本村结婚，他们希望孤立祖父一家，反对母亲在家招亲，希望她们四个姐妹外嫁他乡，甚至孤老不嫁，不希望在本村联姻，妨碍他们与祖父的斗争，以便让祖父势单力薄，好置他于死地，绝了家中的烟火，于此，在父母的婚礼当天，许多族人并未登门吃喜酒，就是一个例证。
祖父当初也从未想过有如此的好事或命运的转机。迫压族人的压力，当时祖父也曾去邻村为母亲物色对象，据说也是一位范氏远亲，长得比父亲身材要强壮高大，为人也很老实厚道，是个干农活的好把手，在定亲之前，他也常常来范村帮祖父干一些粗重农活，对他献殷勤。只不过后来，祖父思来想去，觉得两家距离稍远，加上母亲坚持要在家里招亲，渐渐地打消了让她外嫁的念头，最终勇敢地同意了我母亲与父亲的这门亲事。
后来，我们依照当地的风俗，管母亲的父亲叫祖父，管父亲的父亲称为伯祖父，叫父亲为满满（叔叔之意），如此数十年，直到父亲离世，一生中未能按爸爸这称谓来称呼父亲，甚是一件遗憾的事情。父亲上门入赘后，祖父家因家里人口多，房屋田产少，只好允许父亲母亲搬离出来，住在伯祖父分给他的老祖屋里，这便成了我们兄弟姐妹出生、成长的家。父亲的入赘上门，在他那边的族亲看来，多少是有一点丢人的事，为此，族亲中一个堂侄，也是我家的邻居，总是希望通过我们改变对祖父的称谓来淡化这一事实，比如当祖父回想落脚我家时，他们会教唆我们喊祖父为外公，而非“祖父或爷爷”，故意把母亲看着是外嫁到我父亲家里的，这样的意图，常常使得母亲和祖父大为不满，以至于常常当面纠正我们的称呼方式，在母亲和祖父看来，他这样是故意为之，暗地地别有用心，因为当初的婚姻情况他是了解的，总希望用后来的时过境迁来模糊这一事实。
祖父对我们对他的称谓很是在意，这可能关系到家族的繁衍，以及他那些长辈们对他没有生养儿子的一种轻视，在过去那种重男轻女的时代下，没有儿子来继承香火，是对不起祖宗的事。
祖父的葬礼按当地风俗承办。一切顺风顺水，只是期间发生了一件奇异的事。那就是他在范村的死对头，堂弟范文痞居然带着儿子也来参加了他的葬礼，文痞在送行前的前夜，与唱孝歌的老师们，一起虔诚地唱，唱了一个通宵，一直到天亮。
他们两家原本是数十年老死不相往来的两家。不料多年以后，两家终于和解。和解大约是在十年前的2010年，祖父让女儿范文清低价转让给了范文痞（那位过去被蔑称为文痞鬼的人），从而实现了迟来半个多世纪的原谅和和解。那时候，全国上下，处于一片和谐声中。
那是2010年，当地政府部门精准扶贫，推动家乡范村复垦还林。范村四家火楼因为作危房旧屋而拆迁。祖父的老房子也在其中，90岁高龄的他回家处理此事，在侄孙范大君的陪同下，来到拆迁现场，四家火楼的后人们，看着翻腾的勾机将一座座两三百年的老屋夷为平地。于此，老屋里过去发生的一切，以及建村以来先祖们的文正家风的消失在滚滚尘埃中。一个旧时代的永远告别，范村迎来了下一个复兴新时代。
拆迁之后，祖父考虑这些宅基地的去处归属，经过再三思考之后，在大君家吃过午饭后，在女儿文清的陪同下，与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来到文痞家，商量将火烧坪卖给他们。后来，外人问他为什么将相争数十年的宅基地卖掉。他回答说，主要有几点：一、我和他都是学标公后人，尽管老辈有一些矛盾，但我的后人们全部考上高等学校，进入城市，过着幸福的生活；二、社会倡导和谐。三、我的后人在农村，范村人口增加需要提出来，扶贫需要。
和解时，我并未在现场，无法得知范文痞心里是得意还是愧疚和感激？其中一个主要的例证就是，在祖父的葬礼上，他和儿子却来参加了安葬仪式。那时文痞已经年过八十了，佝偻着身体，原本细小的眼睛变成了一条细线在眼皮里骨碌着。他让儿子小胖子和孙子加入了抬山者的队伍中，从破旧的老住宅出发，一直用肩膀抬着棺材，送他上山，目送他下葬。而祖父此时，估计永远也不会想到他一家当时的举动。
后来，在落葬之后的酒席上，和寥寥几位同年的族亲吃饭喝酒。宴席中，有好事的亲戚，开玩笑问文痞，为何在文革中那样残忍地对他时，他假装被饭菜噎住，咳咳地咳嗽几声，难为情的一笑之后，就限于沉默。
只不过后来，一年以后，他自己也去世了。这是后话，在此不多提。
清明时祖父的葬礼首先是定下葬日子。在老家，这种日子要请风水先生来定，此前堂伯范文诚过世，请有看地先生看过日子。于是，4月4日，母亲与堂哥范大君商量请原来的风水先生看日子，说了祖父的生辰八字，让他在4日、5日、6日这三天之间选择一个日子。后来，风水先生选了4月6日那天，上午十一点入土。
4月5日要为祖父守灵一个晚上，方能第二天下葬。守灵需要请唱歌老师、鼓手队，当晚陪灵，唱歌老师要选六七十岁以上的老者，这个在当地一般都有几人结伙的小班子，四五人，一个晚上五百元，包三餐酒肉菜，外加两条烟及小礼品。
另外，还要请鼓手客，约四五人，为丧礼敲锣打鼓、吹喇叭助兴。要请做法事的师公，是一个50岁左右、能吹会侃的壮汉。
4月4日上午，我去镇上买日用品，如炮仗、香纸，装点墓地用的仿真花等装饰。还有订购需供全村150—200人左右需要的酒菜、糖果，厨师用来烧菜的佐料。我跟市场上猪肉摊老板订购三天用的猪肉约200斤，租用十多桌厨具、碗筷、条凳等，所有的东西，无论大小都租用或购买。整个费用花费近万元，好在用不完的可以退货。
当天下午整理老宅的清洁卫生，老家多年未有回去，房间、场地都要重新清洁整理。晚上继续与堂哥商量如何操办接下来两天的正事。
4月5日上午，请堂哥及村民帮搭建灵棚，架构户外厨房，清理户外场地，用来摆设酒宴及来客休息。
十一点左右，将祖父的棺材老屋从堂哥的仓库里拉运至上村，这棺材是祖父生前订购的，那时大约是2010年，清明节前后，祖父90岁，回老家扫墓，在镇上定做的。那一年，他还选了一块自己看中的风水宝地，墓地背靠村落最高一座石山，这石山唤作寨子山，据说是当天打鬼子的时候，村民上山安营扎寨上过的。那是一座青石山，易守难攻，当年在山上可以从上面滚石头下来。
墓地左右各一低矮石山，在祖父看来，这墓地在风水上成为太师座。背靠石山，面对村落及一条公路，可以守望村落，看得到村人出入，不感觉到孤独。
中午时分，姐夫帮忙将祖父骨灰盒从城里运回，灵车进村时，请了师公、鼓手队在村口做法事迎接。做法事时，捧一茶盘，里面放四方肉一坨、冷饭团一碗，生米半斤，酒水三杯，火纸一叠，红包两个，活鸡一只，灵车停在村口，见那师公穿了道袍，手持锲，嘴里哼哼唱唱，念念有词，以打油诗的方式说些祖父生辰往事，又说了好些祈求祖父灵魂叶落归根，祝福后人兴旺发达之类的吉利话，说唱之间，又占卜打卦，以示仙灵。道场过后，安排杀活鸡祭奠，燃放爆竹。尔后，一路敲锣打鼓迎接祖父回老宅。我作为孝孙捧遗相，我哥捧骨灰盒，一路燃放炮竹，众亲朋一路簇拥迎接回家。
将祖父骨灰接回家后，我们先将遗相、骨灰盒用小桌子放火，设一香火坛，煤油灯一盏、香烛两支，寓意为香火不断。其后，众亲戚一一轮流烧火纸跪拜祭奠。按风俗，亲戚或村民前来跪拜祭奠时，作为孝子、孝孙要在对面跪着回拜以示感谢回礼。因为我的父亲范文科年纪较大了，没有让他跪拜，只有我弟兄姐妹来回拜了。
下午，四五点开始，报丧通知来送终的亲人朋友陆续赶来，不时响起爆竹声，人群渐渐热闹起来，人声喧哗，之间还夹杂哭泣、叫喊声，寒暄，以及起起伏伏的跪拜、入座，请吃烟，请喝茶等等。范村人要讲究礼节，不论亲疏，来祭拜的一律一视同仁，男客要请吃烟，女客、孩子要请糖果，无论男女老少一律上清茶。
我们还请来了村中退休的小学校长，帮写挽联，一共写了五副挽联，挽联的内容根据祖父生前经历、往事来写，很多内容不太记得了。只记得其中一幅对联，是祖父生前写的，那是文革期间，在农村改造的时候的一年春节，祖父有感自己的身世遭遇，写了一幅“光荣委屈已感受，幸福生活须再来”的对联贴在大门上，以此表达对坎坷经历的感概及幸福生活的向往。然而，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就这样一幅普通的对联引起不怀好心人的歪曲臆想，在一次批斗中，有人说是副造反的对联，是不满组织对他改造而发牢骚，是“期盼蒋介石重新打回大陆，以便重新带来幸福生活”的寄托。在那个荒诞不经的年代，因为这幅对联，祖父及家人被批斗了好几次，这在当时几乎是家喻户晓的怪事了。
依稀记得在4月3日那天晚上，村民集中在堂哥范大君家中，为堂伯范文诚守灵，一大群村民聚集在户外平地上，一边喝茶、一边聊家常，其中聊到祖父过去的一些往事。说到以上的对联之事。聊天完全开放的，无拘无束，有什么说什么，毫无顾忌，也毫无主题，但大多是过去的往事，祖父总是故事的主角。在座的大多数对祖父是同情及钦佩的，说到他时，大伙热情高涨，一面说起过去的社会的艰辛及运动的残酷，一面也说起对我们家庭的同情、叹息及可怜。祖父比他们大二三十岁，是在座大多数的叔叔或伯父。祖父那时四五十岁，他们那时二三十岁，虽然事隔多年，他们依然还隐约记得，一齐哀叹过去的荒诞，唏嘘现在的太平。
其中一幅对联是说祖父昭雪平反的，对祖父一生经历的概括也极为到位，但若写出来，恐怕不太好，毕竟那段历史已经久远，人们对此已经淡忘，若再重复旧账，不免有些夸张出格了，虽然能为祖父扬眉吐气一番，也会刺痛当时在场的某些人，毕竟他们的父辈有些参与了当年批斗，如今若是再提当年，不免有伤今天的美好和谐。但我也有自己的一点私欲，希望能引起一些人的反思，于是主张将祖父原来的对联换了其中两个词眼，意思仍就为祖父的初衷意愿，“光荣委屈多感受，幸福生活已再来”，“须”换成“已”，转眼数十年过去，换了美好人间，如此也算是弥补祖父当年的遗憾，这也是祖父一生最后的期望和夙愿。
办丧事期间，守灵的那天，我从县城请来了一只表演乐队，一共五人，表演洋鼓、小号、萨克斯，还有滑稽歌舞，以增添现场热闹气氛，价格约1000元，含当天晚上及第二天白天送葬，外加香烟两条，表演时上台的红包若干。
晚上守灵时，因为有村民父老乡亲相陪，故而不感到那么冷清，看节目的人大多数是上了年纪的人，带着小孩。晚上有茶、饮料可以享用，还派发糖果、饼干、糕点，给他们夜宵食用。
其中还有一批年青人，男女都有，挤在一间屋子里玩牌，他们围坐一团，席间香烟烟雾袅袅，人声鼎沸喧哗，我好奇围观了一会儿，看得出来他们玩得挺大，一盘下来，输掉几十、一两百是很正常的事情，一夜下来输的少的也有一两千，多的达四五千，据说，有一次，春节期间，有人一夜之间输掉万余元。
玩牌赌博，几乎是村民每次红白喜事上的必备节目，上一次，堂伯去世时，也见有一大波青年人围聚在一起玩牌。当天晚上，一大帮年青人玩牌，玩到凌晨才渐渐散去。这样的场面已成为农村一股屡禁不止的歪风邪气，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守灵到十一点，大部分村民渐渐散去，到凌晨时分，陪客席上空无一人。陪客只剩下一些至亲家人，此时，堂鼓开始响起，唱歌老师开始唱孝歌了，唱的是湖南官话，浅显易懂，这歌曲是熟悉的，那是故乡的一部分，是童年记忆中的一部分。
那天夜里，透过幽怨的歌鼓声，我仿佛又回到过去童年。那时，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偶尔会传来堂鼓声，悠远而优美，像是催眠曲，小时候我常常跟着父亲去祭拜逝去的长辈，烧纸、磕头，坐着等主人家上茶，发放糖饼、花生和红瓜子，听唱歌老师唱歌，唱得激越高扬，他们唱亡者的往事、唱《水浒》、《三国》、《西游记》里面的经典故事和片段，既没有章法，也不讲严格的格律，全部以打油诗的方式，为逝者作陪。因为有了这些夜歌，冲淡了哀伤，而变得欢快而快乐，大伙们静静地听着，不时发出爽快的笑声。
中间也会有一问一答，一唱一和的对歌。唱歌老师唱，老李师傅，你从哪方哪路来？那师傅答，我从东方东路来。又问，你从东方东路来遇上何人，他对你怎样讲来怎样说？答，我从东方东路来遇见个看牛大哥，他对我这样讲来这样说..二人一唱一和，细数逝者的生前往事。
堂鼓传来邦邦邦邦邦邦邦…，鼓声连连。夜越来越深了，这时主人家要给老师们敬上香烟、苦茶，以驱散困倦，他们一边说莫讲礼貌，莫讲礼貌，一边用手去接那香烟，手上香烟没抽完的，接了顺手夹在耳后，上一只抽到还剩烟屁股的，接了顺着点燃继续抽着，灯火昏暗，他们半眯着眼，夜越深，声音渐渐散淡起来，歌声悠悠，鼓声幽幽，凉风起了，老师们裹紧衣服，往炭炉边靠得更紧一点。
后来，我想，祖父他的笑着坦然地离开人世是有道理的。他在生时肩负重担而行，离世时一身轻松，了无牵挂。像他那样一位饱经风霜，几经沧桑的老人，竟也无法预料到身后之事。可问题是，谁又能预料得到呢？
比如说，自始至终，我都没有弄明白，他为何会与我的伯祖父范爱新结为亲家。在当时的环境下，祖父带着一顶右派帽子，旁人唯恐躲避不及，他们毫无尊严和人格可言，四个女儿及内人低着头，弯着腰，战战兢兢的苟且活着，宛如几只在风雨中走散了的羔羊，正抖抖索索在群狼之间，沿着它们指定的道路趔趄行进。
那时他的族叔范爱新养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一家老少十几口人，在村里算是一个人多势众的大家庭。爱新自己是个读过一些古书的文化人，书法水平高，当过几年范村村长，在村民心目中有一定的威信，在乡里有一些名望。或许是因为我的父亲愿意上门入赘。我的父亲是他的满崽，按照当地人的说法和村里祖辈遗留下来的风俗，常常是满崽出继或入赘到族亲为子。那时父亲身材瘦小，性格懦弱，一大把年纪了还没婚娶，或许是祖父看中了他们家的人多势众，如果两家结合，可为当时的艰难处境带来一些庇护，至少旁人不会轻而易举地随意欺负，于此，让父亲上门，确实是一门一举多得的联姻。
后来，据我的母亲说，当时他们二人已订婚多年，但尚未正式迎娶。婚姻的媒人是同宗的一个远房叔叔，几经撮合，终于定了婚，期间因为家庭身份的问题，又拖了两三年，直到，我的奶奶患胃出血，却无钱医治，四处求援，却无人敢响应，在这个节骨眼上，父亲一家义不容辞地拿出八十元救命钱，给我奶奶治病，虽然未能挽救她的生命，但他的义举还是打动了我母亲的芳心。或许，她当时也并非心里完全愿意，只不过迫于形势，迫于情面，最终同意了这门婚姻，祖父也要求父亲带房屋基地入赘上门，才勉强愿意。这样是我在后来，听到父母吵架时，母亲常常提起的那一个约定：即父亲是答应带房屋基地一块入赘上门的。
当年，祖父带着四个女儿，在村人、族人的帮忙下，简单安葬了亡妻后，隔了半年方才同意我父母二人办酒成婚，当天简单地摆了几座酒菜，邀请双方的族人，亲友吃了喜酒，拜堂成亲。
后来，据村里的长者讲，父亲当初带房屋基地入赘女方家是村里史无前例的事。一般来说，能让男方入赘上门的女方家，都是豪门大户，家里田产，物产丰富，生活宽裕，需要男丁上门帮延续香火。但对于祖父及母亲当时的政治境遇，让别的男方入赘上门恐怕是想都不敢奢想的。更何况是父亲一家也是村里的强族大户。我猜想，父亲之所以这样，一方面是他本人的善良老实，为人本分，另一方面，也是他的父亲，我的伯祖父思想开明，行为勇敢，此外，与祖父的为人正直也是分不开的。父亲的入赘上门，似乎引起了祖父一方族人的不满，他们不希望他的女儿们留在本村结婚，他们希望孤立祖父一家，反对母亲在家招亲，希望她们四个姐妹外嫁他乡，甚至孤老不嫁，不希望在本村联姻，妨碍他们与祖父的斗争，以便让祖父势单力薄，好置他于死地，绝了家中的烟火，于此，在父母的婚礼当天，许多族人并未登门吃喜酒，就是一个例证。
祖父当初也从未想过有如此的好事或命运的转机。迫压族人的压力，当时祖父也曾去邻村为母亲物色对象，据说也是一位范氏远亲，长得比父亲身材要强壮高大，为人也很老实厚道，是个干农活的好把手，在定亲之前，他也常常来范村帮祖父干一些粗重农活，对他献殷勤。只不过后来，祖父思来想去，觉得两家距离稍远，加上母亲坚持要在家里招亲，渐渐地打消了让她外嫁的念头，最终勇敢地同意了我母亲与父亲的这门亲事。
后来，我们依照当地的风俗，管母亲的父亲叫祖父，管父亲的父亲称为伯祖父，叫父亲为满满（叔叔之意），如此数十年，直到父亲离世，一生中未能按爸爸这称谓来称呼父亲，甚是一件遗憾的事情。父亲上门入赘后，祖父家因家里人口多，房屋田产少，只好允许父亲母亲搬离出来，住在伯祖父分给他的老祖屋里，这便成了我们兄弟姐妹出生、成长的家。父亲的入赘上门，在他那边的族亲看来，多少是有一点丢人的事，为此，族亲中一个堂侄，也是我家的邻居，总是希望通过我们改变对祖父的称谓来淡化这一事实，比如当祖父回想落脚我家时，他们会教唆我们喊祖父为外公，而非“祖父或爷爷”，故意把母亲看着是外嫁到我父亲家里的，这样的意图，常常使得母亲和祖父大为不满，以至于常常当面纠正我们的称呼方式，在母亲和祖父看来，他这样是故意为之，暗地地别有用心，因为当初的婚姻情况他是了解的，总希望用后来的时过境迁来模糊这一事实。
祖父对我们对他的称谓很是在意，这可能关系到家族的繁衍，以及他那些长辈们对他没有生养儿子的一种轻视，在过去那种重男轻女的时代下，没有儿子来继承香火，是对不起祖宗的事。
祖父的葬礼按当地风俗承办。一切顺风顺水，只是期间发生了一件奇异的事。那就是他在范村的死对头，堂弟范文痞居然带着儿子也来参加了他的葬礼，文痞在送行前的前夜，与唱孝歌的老师们，一起虔诚地唱，唱了一个通宵，一直到天亮。
他们两家原本是数十年老死不相往来的两家。不料多年以后，两家终于和解。和解大约是在十年前的2010年，祖父让女儿范文清低价转让给了范文痞（那位过去被蔑称为文痞鬼的人），从而实现了迟来半个多世纪的原谅和和解。那时候，全国上下，处于一片和谐声中。
那是2010年，当地政府部门精准扶贫，推动家乡范村复垦还林。范村四家火楼因为作危房旧屋而拆迁。祖父的老房子也在其中，90岁高龄的他回家处理此事，在侄孙范大君的陪同下，来到拆迁现场，四家火楼的后人们，看着翻腾的勾机将一座座两三百年的老屋夷为平地。于此，老屋里过去发生的一切，以及建村以来先祖们的文正家风的消失在滚滚尘埃中。一个旧时代的永远告别，范村迎来了下一个复兴新时代。
拆迁之后，祖父考虑这些宅基地的去处归属，经过再三思考之后，在大君家吃过午饭后，在女儿文清的陪同下，与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来到文痞家，商量将火烧坪卖给他们。后来，外人问他为什么将相争数十年的宅基地卖掉。他回答说，主要有几点：一、我和他都是学标公后人，尽管老辈有一些矛盾，但我的后人们全部考上高等学校，进入城市，过着幸福的生活；二、社会倡导和谐。三、我的后人在农村，范村人口增加需要提出来，扶贫需要。
和解时，我并未在现场，无法得知范文痞心里是得意还是愧疚和感激？其中一个主要的例证就是，在祖父的葬礼上，他和儿子却来参加了安葬仪式。那时文痞已经年过八十了，佝偻着身体，原本细小的眼睛变成了一条细线在眼皮里骨碌着。他让儿子小胖子和孙子加入了抬山者的队伍中，从破旧的老住宅出发，一直用肩膀抬着棺材，送他上山，目送他下葬。而祖父此时，估计永远也不会想到他一家当时的举动。
后来，在落葬之后的酒席上，和寥寥几位同年的族亲吃饭喝酒。宴席中，有好事的亲戚，开玩笑问文痞，为何在文革中那样残忍地对他时，他假装被饭菜噎住，咳咳地咳嗽几声，难为情的一笑之后，就限于沉默。
只不过后来，一年以后，他自己也去世了。这是后话，在此不多提。